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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 赵志浩兰州大学 2019年博士导师: 切排共269页

摘要 : 组织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本研究采用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和历史学等多学科领域的知识，对以祁连县为中心的组织变迁展开研究。1949年以前，阿柔藏族部落组织长期是管理祁连县的主要权力组织；1949年以后，部落组织被取代，祁连县逐步建立... 展开组织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本研究采用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和历史学等多学科领域的知识，对以祁连县为中心的组织变迁展开研究。1949年以前，阿柔藏族部落组织长期是管理祁连县的主要权力组织；1949年以后，部落组织被取代，祁连县逐步建立了现代县—乡—村三级权力组织体系。从传统部落组织到现代权力组织是一次根本性的组织变迁。部落组织建立在传统型权威基础之上，基于对悠久规则与权力谱系的信仰；而现代权力组织建立在法理型权威基础之上，基于对已制定的规则之合法性的信仰，以及对根据这些规则发号施令者权力的信仰。由于合法性基础的根本差异，造成二者在诸多方面都存在显著差异，比如权力结构、运行规则、管理成员身份等，这些差异都是这一根本差异的具体表现。阿柔部落组织结构非常简单。纵向间，部落组织存在“金字塔式”的权力配置结构，形成基本层次（千户部落）—中间层次（百户部落）—最低层次（十户部落、帐圈）三个层次；横向间，部落组织没有形成不同职能分工的权力组织主体，部落组织集政治、经济、司法、军事等职权于一体。在部落组织的顶端，存在一个权威中心——千户，他是组织内部一切权力的来源。在组织内部，上下级之间存在严格的等级差异，这种差异是源自于组织成员的世袭身份。组织权力沿着上下级之间进行传导，最终到达部落组织的每一个成员。这条权力传输链条能够顺畅运行依靠于部落组织内部严格的惩罚机制。最终，在部落组织中形成了一种稳定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模式，即权力压迫模式。祁连县现代权力组织，是一套比较复杂的组织系统。纵向间，现代权力组织形成了县—乡—村三个层次；横向间，根据权力配置和职能分工的基本原则，建立了不同的权力组织主体。在县一级，设置了县委、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县司法组织、县武装部、县群团组织等不同的权力组织；在乡（镇）一级，设置了乡（镇）党委、乡（镇）人大、乡（镇）政府、乡（镇）武装部、乡（镇）群团组织；在行政村一级，设置了村党支部委员会、村民自治委员会和村民小组。除了这些正式的权力组织之外，祁连县还设置了议事协调性权力组织——“小组”。这些权力组织共同构成了祁连县域内以中国共产党为中枢的网络结构。在这种网络结构中，党的权力可以纵向延伸到底，横向延伸到边，从而实现对所有层级和不同种类的权力组织的绝对领导，所有其他权力组织依赖于党的组织而存在，围绕着党的组织而运转。本研究将这种权力结构和运行模式称为权力中枢模式。基于上述研究，本研究发现从传统部落组织到现代社会的县—乡—村各权力组织是一次根本性的组织变迁，也是当地社会组织系统的一次断裂，但是二者之间的耦合性，使组织变迁能够顺利完成过渡。与此同时，本研究还发现在基层社会中，虽然部落组织解体了，但是部落组织的部分管理规范却嵌入到祁连县现代村级权力组织之中。收起

关键词 : 传统部落组织藏族现代权力组织

2. 藏传佛教宁玛派密咒师的传承及其社会功能研究

[学位论文] 完麻加兰州大学 2015年博士导师: 切排共263页

摘要 : 宁玛派是藏传佛教各教派中最古老的一支教派。“宁玛”是藏语“(11)”(myingma)一词的音译，其意为“古”或“旧”。“古”指此派从8世纪莲花生入藏之时开始形成，故比藏传佛教其他教派早三百多年；“旧”指该教派传承和弘扬前弘期所翻译的佛教经典，... 展开宁玛派是藏传佛教各教派中最古老的一支教派。“宁玛”是藏语“(11)”(myingma)一词的音译，其意为“古”或“旧”。“古”指此派从8世纪莲花生入藏之时开始形成，故比藏传佛教其他教派早三百多年；“旧”指该教派传承和弘扬前弘期所翻译的佛教经典，其不同于后弘期时期所翻译的“新密”经典。在宁玛派的形成中出现了两种教徒，即宁玛派出家僧人和在家的密咒师。宁玛派出家僧人跟其他教派没有区别，他们出家受戒，过着严格的宗教生活。宁玛派密咒师既是宗教人士，又是普通百姓。他们娶妻成家、扶老携幼，平时从事农牧业生产劳动，只有闲暇或特定的时间内参加宗教活动。因此，该宗教群体与藏传佛教其他教派的宗教人士有明显的区别。宁玛派密咒师及密咒师文化是印度佛教、苯教、印度教等各种宗教文化相融合、涵化而成，并跟随吐蕃宗教历史的演变而发展。吐蕃时期，密咒师行动在宫廷为赞普做法事、出谋划策，为勇士献计献策、鼓舞士气；分裂割据时期，他们行动在民间为普通百姓驱邪禳灾、排忧解难。且在历史上藏族宗教文化每次面临消亡或发生变革时密咒师又以特殊的传承方式保护和传承了藏族传统文化的根基，为藏族文明的源远流长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目前，学界很少有人探讨宁玛派密咒师的历史文化传承以及他们为何与藏传佛教其他教派既有联系，又有差异历史渊源。另外也无人关注他们在藏族信教群众生活宗教中具有的意义与发挥的功能等。鉴于上述现象和问题，本文总分八章进行探讨。绪论部分主要论述了文章的研究缘起、意义、国内外研究概况、研究视角、方法、概念界定和田野点等。第一章中考释了藏语中对密咒师称俄巴和宦的历史原因和意义，也从时空两个维度论述了密咒师的起源、发展和分布状况。同时，以修炼、性别、职业等方面对密咒师进行了分类。第二章叙述了宁玛派密咒师教育体制和方式。尤其对宁玛派密咒师的收徒、受教和修炼等进行了重点阐述。第三章主要论述了密咒师最外在的符号一蓄发、白衣。其中重点阐释了这些象征符号的喻意，同时论述了密咒师作为不同于其他教派的宗教人士，与“大传统”的教派向互动而其宗教符号和象征意义发生变迁的原因等。第四章中论述了密咒师的修行地即密修殿的发展、演变、存在类型和组织、制度等。第五章论述了密修殿中的各类神灵的身姿和所持法器及其象征意义。另外，还阐述了其他器物的造型和象征等。第六章中主要论述了世俗生活中的密咒师对家庭、婚姻、子女等方面产生的影响等。同时，也阐释了密咒师在神圣的佛法教义和世俗的自私自利的狭缝中如何寻求生计的情况。第七章阐述了密咒师在人生礼仪、防雹仪式和村落组织中扮演的角色及其社会文化意义等。第八章论述了密咒师主持的宗教仪式在家庭、村落、部落和地缘性宗教仪式体系中所起到的作用和功能。最后，在结语中总体勾勒了密咒师文化的传承过程和在各特定时期对藏族宗教、文化所起到的作用。同时，深刻分析了密咒师能够传承至今的内在动力等。我们认为，藏传佛教文化是印度佛教、印度教、苯教等各种文化混合而成的，而这种“混成性”特点在密咒师文化中更为明显。尤其是其中的原生性宗教文化或巫术性文化是“底层社会”所需的宗教文化。这对密咒师在民间广为传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收起

关键词 : 藏传佛教宁玛派密咒师文化传承社会功能

3. 尚族与吐蕃政治关系研究

[学位论文] 金鹏飞兰州大学 2021年博士导师: 切排共262页

摘要 : 当前，吐蕃史研究领域内，有关尚族的研究虽已取得诸多进展，但尚未见到相关的系统性专门研究成果。为此，本研究重点考察尚族形成、崛起的背景和过程、尚族与非尚族贵族群体关系及其对吐蕃政制演进的贡献等当前学界尚未或较少涉及的关键问题，希望以... 展开当前，吐蕃史研究领域内，有关尚族的研究虽已取得诸多进展，但尚未见到相关的系统性专门研究成果。为此，本研究重点考察尚族形成、崛起的背景和过程、尚族与非尚族贵族群体关系及其对吐蕃政制演进的贡献等当前学界尚未或较少涉及的关键问题，希望以此对尚族在吐蕃史中的地位做出较为全面的评价。尚族(Zhang)1是在吐蕃王族支系势力遭到执政的噶氏家族清洗、无力继续捍卫王室地位的背景下形成的。最初，其宗旨在于接替王族继续肩负尊王攘噶使命。随着噶氏的覆灭，吐蕃进入后噶氏时代的政治秩序重建时期。历经与王族、论族的交锋，尚族最终于728年正式开始主政。同时，通过将外戚中非尚族势力排除出局（705），尚族成功捍卫了其作为此后赞普正妃唯一候选系统的地位。自此，尚族成为吐蕃政坛内最显赫的政治力量。吐蕃时期，尚族与吐蕃王族和论族的关系迭经变化。尊王攘噶时期，尚族与王族、攘噶论族同为尊王阵营内的盟友。随着后噶氏时代的到来，取代论族而主政以后，尚族与王族和论族之间演变为彼此的主要政治对手。在对以库氏为首的王族支系力量长期执行强硬压制策略的同时，尚族对论族则实施分而治之的策略。为压制韦氏，尚族与另一论族领袖娘氏长期结盟。这一策略的实施，不仅使其得以成功压制韦氏，也导致论族长期分裂，从而确保了其长期主政的地位。随着内部和外部环境的变化，尚族内部关系也迭经演变。自八世纪初至八世纪末之前，整体而言，尚族内部关系较为和谐，这也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吐蕃的稳定和繁盛。八世纪末以来，尚族内部关系日益恶化，使得尚族内部最终严重决裂。自此，尚族内部的凝聚力及其整体性遭到严重破坏，其维护吐蕃政治稳定的功能也随之逐步弱化。吐蕃的崩溃是其统治集团内部“中心”与“边缘”两大群体长期角力下，其结构性矛盾的总爆发对吐蕃社会造成结构性破坏的必然结果。吐蕃末年，尚族内部、论族内部乃至整个吐蕃贵族阶层内部都出现了大决裂。究其实质，这一大决裂正是以上“中心”与“边缘”双方长期角力的产物。而热巴坚被刺、达玛被刺以及伍约之争这一系列导致吐蕃崩溃的重大事件，正是这一大决裂下吐蕃贵族内部矛盾大爆发的表现。尚族的崛起也开创了尚族主政模式。这一主政模式相当程度上有效克服了蕃地政制长期以来中枢集权不足的问题，由此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有效维持了吐蕃政局的稳定，从而推进了吐蕃政制的合理化演进历程。另一方面，尚族的内部决裂削弱了其主政地位，使得尚族主政模式的积极贡献日益弱化，尚族的内部决裂本身也日益严重威胁到吐蕃的内部稳定，加速了吐蕃的崩溃。尚族对吐蕃旧有权力结构和政治形态的重塑也深刻影响了有关吐蕃时期的历史书写。尚族与王族、论族间及其内部政治博弈与叙事博弈的双向交织，长期塑造着古藏文乃至后世藏文历史叙事的形态，并渗透至其内里诸多方面。收起

关键词 : 尚族吐蕃政治关系

4. 农牧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研究——以甘肃涉藏地区为中心

[学位论文] 余吉玲兰州大学 2023年博士导师: 切排共255页

摘要 : 城镇化是一个国家现代化发展的必由之路，主要表现为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定居，城镇空间不断向周边农村地区扩张以及农村生活方式逐渐城镇化。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城镇化率达到63.89%，我国流动人口为3.76亿人， 10年间增长了近70%，人... 展开城镇化是一个国家现代化发展的必由之路，主要表现为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定居，城镇空间不断向周边农村地区扩张以及农村生活方式逐渐城镇化。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城镇化率达到63.89%，我国流动人口为3.76亿人， 10年间增长了近70%，人口向大城市及城市群集聚的趋势更加明显。过去40年，我国人口流动的主体是农民流向城镇，建构在户籍制度之上的城乡二元结构，限制进城农民共享城市资源、社会公共服务等。为城市建设和发展做出贡献的农牧业转移人口处在城市边缘，然而，他们长期工作和生活在城市，市民化意愿强烈，生活方式、消费理念、价值观念深受城市文化“侵染”，农村变得熟悉又陌生，成为进城失败者的最后保障和寄托乡愁的象征。融不进城市又不想回农村的农牧业转移人口是双重“脱嵌”的人。一个开放包容的城市，必定是多元共生的社会集合体，在流动已成为社会常态的背景下，保障进城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考验政府治理能力。在快速城镇化中，全国各个层面的城镇得到了迅速发展和扩张。西部大开发进一步加速西部地区现代化进程，中西部中小城市的发展与政府的有力推动紧密相关。论文以甘肃涉藏地区农牧业转移人口为研究对象，具体深入天祝藏族自治县、夏河县、兰州新区舟曲地质灾害避险移民安置点研究中小城市农牧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驱动力、现状、行动逻辑及实践路径。农牧民城镇化的实践路径复杂多元，既有政府主导推进的被动型城镇化，更有农牧民主动进城的行动。笔者在调研的区域，选取其中的几类城镇化模式进行案例研究，在天祝县研究生态移民市民化和陪读者市民化，在夏河县调研失地农民市民化，在兰州新区研究舟曲地质灾害避险移民市民化。这几种市民化类型，除陪读型市民化是政府与群众共同推动的外，其他都是政府主导推进的被动型市民化。迁移到大城市的农牧业转移人口可在城乡之间自由的两栖流动，而政府主导的市民化大都是整体推进的，农牧民家庭举家迁移进城。城镇的消费无疑远高于农村，中西部中小城市工商业发展滞后，进城的农牧民难以在县城充分就业，为了维持一家人在城镇的消费，家庭中的主要劳动力选择到大城市务工经商，将老人、孩子留在县城，形成新的留守群体。生态移民在新的物质空间、文化空间及心理空间再造新的生计模式、社会关系网络、社区集体文化及身份认同。转型、适应、重塑的进程受“原”身份影响。农牧民认为自己是响应政府号召搬迁，理应得到较为满意的补偿，期望与现实之间的落差、张力让农牧民出现角色意识模糊、身份认同迷失。就业是农牧民嵌入、定居、融入城市的根本，地方政府需将资源输入、社会支持与激发农牧民寻找多元化生计之路的内生动力相结合，找到农牧民在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有效之路。教育与中小城镇化发展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互为目标、原因与结果。追求优质教育资源是农村人口迁入县城的主要目标之一。城镇化快速发展、城镇空间扩张带来人口大流动及农村人口向县城集中，学龄儿童跟随父母进城，在县城接受教育，城镇化发展既是教育城镇化的原因也带来教育城镇化的结果。陪读无疑会大大增加家庭支出，如何陪读、实践何种陪读方式，需要农牧民家庭依据家庭成员拥有的资源、能力及禀赋，并在比较优势的原则之下做出理性的抉择。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生产资料，是农业之本，农民之根。打工经济兴起以后，农民对土地的依赖性逐渐减弱，但对农民来说土地并非可有可无，在农民的意识中土地是保障其基本生存的底线，将来他们难以扎根城市时还可退回农村度日，失去土地的农民无疑对将来不确定性的生活充满担忧。尤其在自身人力资本难以再提升以及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的现实困境下，大部分失地农民市民化转型困难，在城镇复制农村的生活方式，是失去土地的下岗农民。夏河县浪格尔塘村与麻莲滩村两个失地村落在民族构成、地理空间、外部资源输入等方面的差异性，导致两村在城镇化、工业化的浪潮中呈现出不同的发展现状、模式与路径。当一方水土不能养育一方人时，跳出空间陷阱是理性、经济与长远的选择。舟曲县地质灾害频发，有些区域已不能承载人类社会正常的生产活动，综合分析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账”、治理和搬迁效益的“经济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推进乡村振兴的“长远账”、资源开发利用和自然环境承载的“生态账”，政府将分布在地质灾害多发区的群众跨区域搬迁至兰州新区。“千里搬迁”，生存空间巨变，带来移民生产生活方式、消费结构、社会关系与价值观念的变迁、重塑与再建构。安置在城市周边的空间优势，加速移民社区流动性、城市化与分层化。第一代移民具有过渡性和城乡二元特性，他们的子代在城市接受教育，深受城市文化影响，城市将是他们最终的选择，也即第二代移民有望实现彻底市民化。论文重点研究县域城镇化背景下农牧民进城实践以及身份的转变。县城连接都市与乡村，是农村人口实践城镇化的主要场域，乡村的要素、人力、农产品主要流向县城，县城的资源、信息、技术主要辐射乡村，这既为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保障，也为乡村振兴汇聚了力量。中西部县域城镇化的两条主要实践路径为：一是政府的有力推动；二是异地大城市的带动。县域城镇化是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路径之一，以县城为载体的城镇化，要统筹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有机融合发展。县域城镇化如何服务乡村振兴，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是论文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收起

关键词 : 农牧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转变生计模式教育城镇化生活方式

5. 甘南藏族游牧民定居研究——基于碌曲城南新区牧民新村的调查

[学位论文] 李晓丽兰州大学 2015年博士导师: 切排共240页

摘要 : 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我国西部地区生态环境急剧恶化，引起我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公众的普遍关注。面对日益严重的西部草原生态问题，“游牧民定居”日益成为全社会瞩目的焦点。在政府力量的推动下，游牧民定居在生态环境脆弱的西部地区开始逐步实施，... 展开 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我国西部地区生态环境急剧恶化，引起我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公众的普遍关注。面对日益严重的西部草原生态问题，“游牧民定居”日益成为全社会瞩目的焦点。在政府力量的推动下，游牧民定居在生态环境脆弱的西部地区开始逐步实施，甘肃甘南也不例外。作为我国内地通往西藏的交通要道，甘南是由内地过渡到西藏的重要中间地带，而游牧民人口在甘南占有相当比例，所以任何关于其境内游牧民的举措都至关重要，不容有些许差错，因为这关系着甘南地域的稳定与否，关系着我国的边疆安全。然而这一承载国家美好初衷的游牧民定居政策在实践过程中却引来诸多质疑，这使我们颇感意外，于是希望通过对于极具典型性的碌曲城南新区牧民新村的调查，找出其中的缘由，并以人类学的深描来还原牧民新村藏族游牧民的定居实践。游牧民定居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是一个关系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诸多领域的庞杂工程。以生态文明社会建设的相关理论、可持续的综合发展观以及文化多元化理论为思考维度，客观理性地审视牧民新村的游牧民定居问题，能够使我们逐渐剥离迷雾，对于游牧民定居政策的制定、实施以及其在实践过程中所遭遇的问题拥有更深层次的认知。定居对于传统藏族游牧民来说，是有着切实的益处的，这尤其体现在牧民新村学校教育和医疗体系的相对完善上。藏族历来就有重视教育的传统，他们尊敬老师，尊敬任何有知识、有文化的人，这便充分体现在了藏族游牧民定居之后，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藏族游牧民个体，对于孩童教育的全力支持。而由于长期的游牧生活，藏族游牧民通常患有诸如心脏病、风湿病等一些疾患，如果说此类病症不好避免，那么因为突发性疾病不能够得到及时治疗而不幸失去生命的藏族游牧民，会让人们更加关注藏族牧区医疗卫生水平整体的改善与提高。游牧民定居对于牧区医疗体系的实质性改善，在一定意义上得到了体现。然而游牧民定居，也引发了诸多问题与思考，尤其是对于传统游牧文化的担忧以及一些定居政策所呈现出来的消极效应。游牧民定居解构了藏族游牧民原有社会的正常秩序，游牧民的生活与文化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冲击。民族的传统文化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是我们常常要思考与研究的重要课题，如何维护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平衡便成为我们努力想要给出完美诠释的命题。究竟该如何促进民族传统文化的重构，使之不至于戛然断裂，也使传统文化的承载者在社会的剧烈变迁中获得一定喘息的机会，便是摆在我们面前无法回避的课题。我国西部草原的游牧民定居政策，已经动摇了藏族传统游牧文化的根基，这引起了许多学者的担忧。而一些游牧民定居政策的相继出台，也并没有给草原和藏族游牧民带来想象中的美好，反而导致了一系列的衍生问题，在牧民新村就出现了譬如“留守老人”“留守儿童”、水资源大量消耗等一些新问题。在藏族游牧民定居政策的实践过程中，诸多新问题的不断涌现，与我们缺乏对于当前社会发展的理论的准确把握，没有对原有注重经济利益的现代化发展道路进行反思以及人们对于游牧文化的误读有重要关联。文化是平等的，多元文化的存在应该是一种常态，然而人们对于游牧文化的偏见，使源于农学的思维和逻辑被运用到草原游牧业的改革，那么其中的偏误似乎难免。面对生态系统脆弱、严寒、干旱的西部大草原，面对世代以游牧为主、各种现代化标识落后、城镇欠发达的高原牧区，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使草原生态得到恢复，使广大游牧民生活得到改善，使草原牧区和谐、可持续、健康的发展。我们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我们所要建设的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社会，亦即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多元文化各美其美，因此以游牧业本身的思维方式，以游牧业的理论与方法来认知、管理草原与游牧民，才是一种合适的选择。我们当然没有试图为了保护与守持一种源远流长的文化，而使这些文化的承载者固守在边缘区域里。我们只是想对于游牧生活、生产方式给予一份必要的尊重，希望可以在平等对话的语境中，给予生活其中的藏族游牧民以尊重。我们尊重他们的选择，并应当认同他们最后的选择与决定，虽然我们真心憧憬着他们走向现代化，也能够拥有我们所认同的生活方式。收起

关键词 : 甘南地区藏族游牧民定居政策生活方式

6. 传统村落的现代延伸——藏族“Z城中村”的人类学研究

[学位论文] 德吉草兰州大学 2023年博士导师: 切排共239页

摘要 : 长期以来，“城中村”研究一直被视为城市化研究中重要的课题之一，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的发展带动了劳动力、信息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流动和融合，创造了“征地发展”的历史奇迹。“城中村”的传统村落也因为村民们对土地价值认识的不断深化，修建... 展开长期以来，“城中村”研究一直被视为城市化研究中重要的课题之一，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的发展带动了劳动力、信息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流动和融合，创造了“征地发展”的历史奇迹。“城中村”的传统村落也因为村民们对土地价值认识的不断深化，修建了密集型的违章建筑。虽因其低廉的租金为城市的青年一族带来了落脚地，但也因此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城中村”现象。比如违法犯罪行为集中出现、人居环境差等，严重影响了城市的健康形象，因此很多地方将“城中村”作为城市集中整治的对象。本文以在田野调查中所获得的第一手资料为基础，将青藏高原东北缘的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Z村这一“城中村”作为研究对象，并将其历史上所在的百户集体作为参照物，以共同体理论、文化变迁理论和社会转型理论等为研究观照，采用民族志的整体架构及历时性与共时性相结合的书写方式，研究Z村的现代变迁和发展脉络。就当前的村落发展状况而言，主要从以下两点做了描写：一是以民族志文本的形式提供一个意在呈现城市化过程中“Z城中村”的生活图景，在此阶段主要采取历时性的描述方式，同时在共时性的背景下进行适当的比较研究。首先，民主改革以前，主要对Z村所处的百户集体做了历史铺垫，此阶段的百户集体普遍以畜牧、种地为主要生计方式，也因为传统生计方式的限制，以及交通等发展比较落后等原因，他们的通婚范围、人员交际范围等均被局限在较短的半径以内。且各村落的发展几乎同步，没有较大的差距；其次，民主改革以后，涉藏地区直接步入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此时人们的生活主要围绕生产队展开。集中型的劳务与生产方式并未完全提升他们的生活质量，Z村所在的生产队因为耕地优良等原因，相比较大队内的其它生产队粮食产量更高，但总体差距不大；最后，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建市以后，在完整保留了一些传统文化要素的基础上，Z村渐渐步入了“城中村”的发展轨道，主要是政府及高校对Z村所拥有的这些土地进行征收和租用，Z村因此获得了土地的红利，村民的收入得到了提高，村内的环境得到了改善，与以前同属于百户集体的其它村落相比，差距也逐渐拉大。可见，无论在何种发展阶段中，土地的价值自始至终都是Z村赖以为生的生产要素；二是在村落生活描述的基础上，运用主位与客位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Z村村民的传统文化形态和族群认同所呈现出的“城市化”趋势进行了描写，具体来讲就是经济生活的离土性，包括宗教生活在内的仪式实践在意义和结构上的变迁，社会结构的多元化和复杂化，以村落组织结构为表征的国家与地方政府对村落管理的深入与强化，交通运输与信息传递等方式的日益便捷等均是Z村步入“城中村”过程中传统文化变迁的主要内容。基于Z村人生产与生活等多方面的分析，最后提出Z村作为涉藏地区“城中村”的最终走向并不是很多大中型城市“城中村”所面临的“村落的终结”，相反它是传统村落的现代延续，尤其是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进一步调整了过度城市化的倾向。收起

关键词 : 城市化过程城中村村落管理现代变迁

7. 资源开发嵌入下的蒙汉杂居区社会变迁研究——基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准格尔召镇的个案分析

[学位论文] 杨洪远兰州大学 2014年博士导师: 切排共229页

摘要 : 由于资源经济的快速发展，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早在2009年已经成为中国人均GDP最高的城市。本文试图通过对资源开发嵌入下的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的社会变迁为历史维度，以准格尔召镇作为个案，将鄂尔多斯市最普通的农牧民视为人类学研究释义下的“他... 展开

关键词 : 蒙古汉族资源开发嵌入杂居区社会变迁

8. 行走在高山上的虫草人——生计、交易与社会组成

[学位论文] 许凯渤兰州大学 2017年硕士导师: 切排共109页

摘要 : 本文是一篇关于在青海牧区从事冬虫夏草采挖、交易人们的民族志研究。冬虫夏草被成为“软黄金”，在市场上的价格比较昂贵。然而这并没有影响市场上的供求关系，很多人认为这是保健、去病的良药，争相购买。因此也受到了许多消费者的青睐。在青海，每... 展开

关键词 : 虫草人生存状况社会组织交易模式

9. 热贡达江寺“昂却”的特征和功能研究

[学位论文] 格日多杰兰州大学 2023年硕士导师: 切排共103页

摘要 : “昂却” 是藏语“???????”的音译，主要指身居藏传佛教寺院为亡者祈福诵经，诵读《解脱经》（???????）《菩提道次第广论》（???????）《普贤菩萨行愿王经》（??????????????????????????????????????）等经文的宗教祭祀人员，安多地区皆称“昂却”... 展开 “昂却” 是藏语“???????”的音译，主要指身居藏传佛教寺院为亡者祈福诵经，诵读《解脱经》（???????）《菩提道次第广论》（???????）《普贤菩萨行愿王经》（??????????????????????????????????????）等经文的宗教祭祀人员，安多地区皆称“昂却”。“昂却”一词中 “昂” (?)指僧人或者和尚，“却”（?????）指供奉和敬献，因而 “昂却”一词含有供奉或敬献的僧人之意。另外“昂却”与普通僧人没有很大的区别，“昂却”一词也不是对某类僧人的特殊称谓，只是信众对自家认定的能够为生者与逝者诵读经文的僧人的一种尊称。 “昂却”既为各种宗教教派文化相互交融、吸收的历史提供了有力的论证，也为保护和传承源远流长的藏族传统文化以及绚丽多彩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然而，目前学界很少有人探讨“昂却”的历史渊源、社会特征及功能、法本、社会关系等方面的内容。基于此现状和问题，笔者通过田野调查和文献相结合的方式探讨了有关内容。文章总体上分为四个章节以热贡达江寺“昂却”为例探讨了“昂却”的特征和功能。绪论部分主要论述了研究背景、研究重点和难点、研究现状、研究思路和方法等内容。第一章较为详细地介绍了田野点热贡达江寺的历史及现状，并进一步论述了“昂却”的称谓、历史渊源，回答了“昂却”是什么的问题。第二章通过叙述“昂却”法本的类型、来源和收藏方式，回答了热贡达江寺“昂却”在念什么经的问题。第三章主要阐述了热贡达江寺“昂却”所具有的特征和社会关系。第四章结合人类学和民族学视角论述了热贡达江寺“昂却”的宗教功能和社会功能，尝试回答了“昂却”在现实社会中的功能及价值。最后，笔者认为，“昂却”属于“佛中有苯，苯中有佛”的活态文化，而其悠久的历史和藏族民间丰厚的文化底蕴，为“昂却”传承至今提供了内在的动力。笔者希望通过热贡达江寺“昂却”的论述引起人们对“昂却”的了解和认识，并以此为突破口进一步完善和填补寺院与周边信众的关系。收起

关键词 : 昂却社会特征宗教功能社会功能

10. 卓尼禅定寺僧纲及对当地社会治理的影响

[学位论文] 一旸兰州大学 2022年硕士导师: 切排共100页

摘要 : 卓尼位于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的过渡区域，自明朝以来属于洮州卫管辖，作为西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中央王朝通过一系列制度对这片地区进行治理，僧纲制度是治理手段的一种。僧纲制度是明朝在总结了从南北朝开始逐渐形成作为重要宗教管理制度运行近千年... 展开卓尼位于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的过渡区域，自明朝以来属于洮州卫管辖，作为西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中央王朝通过一系列制度对这片地区进行治理，僧纲制度是治理手段的一种。僧纲制度是明朝在总结了从南北朝开始逐渐形成作为重要宗教管理制度运行近千年的僧官制度，并进行一定的修改移植在西部民族地区的宗教管理手段。僧纲在设计之初“僧俗并设”，属于流官官僚体系，但在实际的运行过程中，这一制度在卓尼地区产生了明显的异化。卓尼地区的僧纲和土司从设置之初就联系十分紧密，卓尼杨氏土司在因功受封土司职之前，土司家族就已掌握了当地宗教势力，中央王朝在给予土司地方行政、军事权利合法性的认可之后，对家族地方的宗教权也给予了承认并授予僧纲之职，以便将当地各方面治理都纳入中央王朝的管理中。这种封赏的逻辑在安多地区十分普遍，但像卓尼禅定寺僧纲沿袭未曾断绝且时间长达近五百年则颇为罕见。卓尼禅定寺僧纲与土司制度互为表里，并充分利用了僧俗皆可的制度要求，在卓尼禅定寺十八任正式任职的僧纲中仅有六人是由土司出家为僧的兄弟担任，其余皆为土司兼职，形成了一套人员在两个官僚系统中任职的特殊情况，确保了卓尼地区的行政、军事、宗教权利都集中于卓尼杨氏土司家族手中，形成了“政教合一”的地方统治。本文通过对卓尼禅定寺历任僧纲对其教区治理的梳理发现兼职僧纲和专职僧纲在禅定寺的发展中发挥的作用有着不同的侧重点，兼职僧纲侧重于禅定寺教区的扩张，而专职僧纲则将主要精力放在对寺院宗教文化的发展建设中，这种模式逐步提升了禅定寺的影响力，奠定了禅定寺在宗教领域的地位，但也限制了禅定寺在宗教对外扩张中自发的动力，使其逐渐在与新兴拉卜楞寺的交往与竞争中处于劣势。在不同的教区，僧纲也采取了不同的治理模式，可以通过禅定寺对属寺的管理模式不同划分出四个类别。禅定寺在教区内的不同治理模式也在其制度终结后产生了不一样的后续影响，这种影响对当地基层社会治理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在禅定寺的核心教区已经能够形成参与社会治理的各类民间自治组织，而核心教区之外社会治理的环境还未完善，政府领导之下，传统自治组织予以补充的治理模式仍将在一定的时间发挥作用。收起

关键词 : 卓尼禅定寺僧纲制度社会治理宗教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