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国家工程技术数字图书馆

[学位论文] 李碧妍复旦大学 2011年博士导师: 周振鹤共480页

摘要 : 本文旨在探讨唐帝国在安史之乱这场危机爆发后，于内地普设藩镇这种行为背后的政治动因，并尝试着去揭示处在一个藩镇时代的唐帝国，是如何通过重构藩镇的空间结构与权力结构，来应对由藩镇所带来的紧张危机并重新树立其统治力的。文章首先将对安史之... 展开

关键词 : 唐帝国社会阶层权力结构

2. 清代东北地区生态环境变迁研究

[学位论文] 陈跃山东大学 2012年博士导师: 马大正;晁中辰共467页

摘要 : 东北地区，气候多样，林木茂密，草原广袤，资源丰饶，是清初我国生态环境较好的地区之一。有清一代，虽然政府对东北边疆管理政策不断调整，但内地人民进入东北的步伐并没有被遏止。无论是政府公开经营，还是流民私自开发，他们对东北地区各种资源的... 展开东北地区，气候多样，林木茂密，草原广袤，资源丰饶，是清初我国生态环境较好的地区之一。有清一代，虽然政府对东北边疆管理政策不断调整，但内地人民进入东北的步伐并没有被遏止。无论是政府公开经营，还是流民私自开发，他们对东北地区各种资源的开发，均导致了生态环境的变化。本文在利用档案、实录、方志及考察笔记等资料的基础上，以“自然生态．自然灾害．政府管理．民众开发”四个相关层面的研究视角，对清代东北地区生态环境变迁分阶段进行研究。清军入关前，为了斗争和发展需要，清政府不断把东北人口向辽河东岸地区集中。虽然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但也使得人口迁出地的人口更加稀少，生态环境更加原始。随着清军入关，东北人口大量内迁，人烟较为稠密的辽河东岸地区也变成了地旷人稀的榛莽荒原。为充实根本之地，顺治十年（1658年），清政府颁布“辽东招垦令”，积极招徕内地人口移居东北，初步改变了东北南部地区的荒凉。康熙、雍正年间，清政府一方面沿袭顺治朝的招垦政策，继续鼓励内地人民迁居东北;另一方面把大量流人发配东北，戍边开发。大量民人和流人的进入，促进当地农业开发和城镇繁荣，也进一步改变了当地生态环境。为强化管理，清政府在东北修筑了柳条边，设立了围场和牧场，划定了若干禁区，其目的虽是为了满足皇室和政府的特殊需要，但也规范了普通民众的开发范围，并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禁区内的生态资源和自然环境。同时，清政府还设立盛京内务府、打牲乌拉总管衙门和布特哈衙门等特殊机构，以官方形式采挖人参，捕捉貂鼠等珍稀生物资源;设立伐木山场制度，官方采伐山林。这些政府行为也深刻影响了东北地区生态环境。另外，该时期东北的自然灾害相对较少，地点也主要集中在辽河西岸地区。清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积极应对，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自然灾害对当地人文环境的破坏。从乾隆五年（1740年）至道光三十年(1850年)，清政府为了维护皇室和旗人利益，颁布了封禁令，限制内地人民前往东北。于此同时，清政府陆续把京师的旗人向东北迁移，垦荒僻壤，与流民争夺资源。不仅如此，清政府还不断加强对盛京内务府等特殊机构的管理，加大对东北珍稀动植物资源的开发力度;强化对东北各地木税局的管理，增加对森林资源的开发强度。虽偶有政府允民出关的行为，但在总体上清政府还是施行封禁措施。为满足生存和发展需要，大量内地民众不断冲破政府的封禁，潜入封禁区域，从事私垦、私采、私伐和偷猎等经济活动。政府行为和流民活动的增强，对东北生态环境造成很大影响，森林面积退缩，野生动植物锐减。随着生态环境的退化，东北地区自然灾害也不断加剧，受灾范围逐渐扩大。为应对灾害，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多措并举，大大减轻了自然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社会经济破坏。降至晚清，清政府逐渐弛禁，开始局部放垦，招徕民人垦殖，东北开发进入新阶段。人口的增加，城镇的繁荣，农田的扩展，资源消耗的加剧，导致东北生态环境失衡加重。近代以来，俄国、日本等列强不仅侵占了我国东北的大片领土，更是大肆掠夺资源，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为挽救统治和实民固边，清政府最终解除了对东北的封禁，鼓励内地人民移居东北，施行全面放垦，在对经济发展有促进的同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也逐渐加大。另外，朝鲜人也大量进入东北定居，开荒种地，开发东北资源，影响了当地生态环境。经过二百余年的开发，清末的东北生态环境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珍稀资源锐减，草原沙漠化加剧，水土流失严重，河流淤塞，航运受阻，自然灾害发生频率加快，鼠疫等大型灾疫的爆发，更是严重危害了东北社会经济发展。总之，清代东北地区生态环境变迁的内容主要体现为生态资源的大量消耗和自然地貌的改变。其变迁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清政府的管理政策、人口流动与分布、资源开发方式、自然灾害等因素的影响，并贯穿于清代东北地区生态环境演变的始终。近代以降，随着外国列强侵略加深，东北地区生态环境的退化加剧，从而构成近代东北地区生态环境演变的新特点。收起

关键词 : 清朝时期东北地区人地关系资源开发环境变迁

3. 1572-1954年归绥城市地理研究

[学位论文] 牛淑贞中国人民大学 2011年博士导师: 华林甫共446页

摘要 : 笔者基于目前中国边疆历史城市地理研究薄弱的现状，选取了位处北部边疆农牧交错带的归绥城进行个案研究，以期对总结中国北部边疆城市地理的发展规律有所裨益。考诸历史，位于土默特平原的城镇大都会发生城址废弃或迁徙的境况，为什么归绥城市... 展开笔者基于目前中国边疆历史城市地理研究薄弱的现状，选取了位处北部边疆农牧交错带的归绥城进行个案研究，以期对总结中国北部边疆城市地理的发展规律有所裨益。考诸历史，位于土默特平原的城镇大都会发生城址废弃或迁徙的境况，为什么归绥城市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反而能够自明末建立后，存续至今，成为内蒙古自治区的首府——呼和浩特市城区的基础框架？这其中的历史地理原因是不容忽视的。因此笔者以1572-1954年归绥城为研究对象，在占有大量历史文献资料及实地调查的基础上，以建立连续的地理剖面为基本理念，对归绥城市地理的发展变迁及其规律进行了长时段的研究。笔者从形胜、交通区位及经济条件等方面分析了影响归化城选址的宏观地理环境后，认为归化城应建在辽金元丰州城旧址上，而事实并非如此，归化城最终建在了丰州城西四十多里地方。这是因为影响归化城选址的因素，除了上述宏观因素之外，还有微观因素的影响。辽金元时期的丰州城址的形胜、交通及经济条件，尽管完全可以满足俺答汗对蒙古转口贸易中心之城市职能定位，但是无法满足他对新城诸多象征性意义的需要，而且重新修筑久已废弃的丰州旧城的成本，未必低于在其附近新建一座城。因此他选择在丰州城旧址西四十多里的地方建新城。而归化城易受水患的缺陷，表明其所选城址微有缺陷。为了满足对准战争的需要，清廷于康熙年间设立了山西右卫驻防城作为西北边防内防线的依托。雍正末年，又在漠北修建了数座屯兵城，甚至在清准议和期间修建了鄂尔昆驻防城，作为西北边防外防线的依托。清廷在西北的军事防线似已较为完备，应该无需再建驻防城。清准议和之后，西北边防重心的变化需要清军的内防线前移，加之鄂尔昆驻军人数较前大为减少以及鄂尔昆自然条件所限无法稳定地保障军需粮草，势必需要漠南交通形胜之地的声援。而右玉在地理位置方面的缺陷，使其无法满足清廷的这一基本择址条件。康、雍、乾年间，持续的清准战争使归化城在清廷西北政治军事斗争中显现出其政治地理位置方面的优势，因此绥远城的兴起可视为归化城政治地理位置的质变。清廷于乾隆二年在归化城东北五里地方开始修建绥远八旗驻防城。影响绥远城选址的宏观地理条件包括区位条件、经济条件、交通条件及历史人文条件。而从绥远城城址的具体定位可以看出影响其选址的微观地理因素主要有:其一，地势要求高燥，不易遭受水灾。其二，要求保持背山面水、尽取地利的态势。其三，要求为交通冲要之地。绥远城左控哈拉沁沟、右扼红山口沟，不仅控扼了勾通大青山南北的主要通道，而且还可利用哈拉沁沟水解决护城河的水源。但也因此使绥远城在大青山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情势下，出现易受水患的缺陷。此外，绥远城的选址还受到了风水观念的指导。归、绥二城的建立前后相距一百六十多年，而车站区在距绥远城建成一百八十多年后形成。归绥城的形态变化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在不同历史阶段，其城市形态具有显著的差别.第一阶段为归化城块状形态形成阶段;第二阶段为归化城沿其南北大街及其延长线伸展阶段;第三阶段为归、绥双子城阶段;第四阶段为归、绥二城及火车站聚居区三组团形成阶段;第五阶段为归绥城内向填充阶段，即三组团连片发展形成新的块状形态阶段。其中第二、三阶段在时间上有一定重合。即归化城的蔓延式扩展与绥远城和火车站聚居区的跳跃式发展同时进行。在乾隆四年之前，归化城为单城型城市，它的城市形态能够清晰地区分为城墙限定的近似“凸”字形城和城墙外发育成长起来的较其城池大很多的不规则的新城区。归化城因此形成了小城池、大关厢的城市形态。归化城的城市扩展特征属于自然缓慢蔓延式。自从乾隆四年在归化城东北五里地方建成绥远城之后，其城市扩展特征表现为由自然缓慢蔓延到跳跃式大规模扩展，其形态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呈双组团型。归化城主要是出于宗教和商业目的而建、绥远驻防城是出于军事目的而建，这说明宗教、商业、军事政治因素对归绥城形态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自民国十二年火车站聚居区形成后，它又成为由三个团块组成的城市.它们有各自的中心和道路系统，它们之间有一定的空间距离，依靠两城间的大马路及站前马路等道路联系而成为一个城市实体。同时，这三个组团沿着联系它们的道路扩展城市用地，逐渐连为一体，城市形态的发展进入内向填充阶段. 归绥城的城市形态正是围绕其不同历史时期城市职能的发展演变而形成的。位处边疆农牧交错带的归绥城的城市形态，因大量汉族移民的到来而受到了中原城市的影响，其外部形态为方形、有关厢等。但是由于归绥城市形态形成、发展的地理环境、社会发展进程、政治制度以及宗教文化传统的特殊性，与内地城市相比，不可避免地表现为其城市形态发展的差异。这种差异正是归绥城市形态的特色所在。对于多种宗教并存的归绥城来说，宗教不仅仅是一种文化传统，尤其是黄教所体现的宗教职能还是其城市性质所在。归化城是明末清初内蒙古的黄教中心，归化城的城市性质，即其最主要、最本质的职能是宗教职能，因此黄教文化必然会对其城市形态产生深刻的影响。召庙集中分布的归化城南为宗教功能区。明末至清代，归化城南召庙的修建直接带来归化城的南拓，召庙的向心力带动买卖城的形成，以及召庙对所拥有的城市土地的使用方式对构成城市形态的基本骨架——归化城道路网的影响，均可视为黄教文化对归化城城市形态的决定性影响。而归绥城其他宗教文化，如伊斯兰教文化、大教文化、基督教文化也对其城市内部形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归化城北回民区的形成、北头起商业区的形成及归化城南买卖城的形成均与它们有关。入民国后，在新的社会形势下，召庙等寺宇被改作它用，归绥城的城市用地形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宗教职能也大为减弱。归绥地区的管理体制为道厅、旗、将军三制并存。从雍正年间开始，归化城中旗衙署与厅衙署并存;从乾隆年间开始，归绥城中旗衙署、道厅衙署以及将军系列衙署并陈，归绥城呈双子城结构。这种特殊的的城市空间形态变迁过程，不但体现了归化城土默特地方管理制度的不断调适，而且反映了该地区纳入中原王朝国家管理体制的复杂历程。这种多元化的管理体制的建构过程即为归绥城政治、军事职能的形成过程。而与这些职能相对应的机构的分布地，就是归绥城的政治、军事功能区。大致上，从明末至清代，归化城城池之内为与旗对应的军政功能区;从清雍乾年间开始，归化城西门外地带为与道厅对应的政治功能区;从乾隆四年开始，绥远城成为与将军对应的军政区。而绥远城军政区的形成是其城市形态的第一次飞跃发展，城市形态呈双子城结构。民国时期，绥远城成为绥远省的省治之后，归绥城的政治、军事职能进一步加强。而绥远城成为省治也带来了归绥城内部行政中心区由归化城移至绥远城的变化。归绥城的商业职能是在其地理位置优势的支撑下，依托其宗教、军政职能的发展而形成、发展起来的。其发展经历了蒙古转口贸易中心、边口市场、稳定的商业城镇、长距离大宗中转贸易枢纽以及西北对外贸易节点等过程。清代，归绥城的商业功能区集中在归化城，并且与宗教区出现很大程度的重合，最突出的表现即为归化城南买卖城与黄教召庙、大教寺宇分布区的重合。在归化城北的清真寺集中分布区也形成了相应的商业区。因为宗教信仰与社会经济之间存在着一种共生互荣的联系，所以商业区与宗教信仰区之间出现很大程度的重合。由此可见，尽管归绥城的功能日渐完善，但其功能分区并不是十分明确。尽管绥远城是八旗驻防城，但是其中也有据十字大街分布的商业区。民国时期，外蒙古宣布独立和新疆变乱等政治事件导致归绥城通蒙新的交通受阻，其商业发展受到影响，商业职能有所减弱，商业区有所萎缩，但是其商业区的分布仍基本保持了清代的格局。民国八年之后，因平绥铁路通绥，在归、绥二城中间偏北地带出现了火车站聚居区，这是归绥城市形态的第二次飞跃发展。笔者通过对清至民国时期归绥城在区域城镇体系中的商业地位的探讨，对于学界已有的观点，诸如清代归绥城周边城镇的兴起可视为归绥商业职能外延而非萎缩的现象、民国时期包头在西北区域市场中的地位高于归绥等观点，进行了修正。此外，还依据中心地理论对归化城土默特地区城镇体系分布的规律进行了分析。该地区的城镇主要依照行政原则模式布局，市场原则和交通原则模式也发挥作用。因为受自然条件、交通条件和区域开发晚等因素的影响，局部地方还没有完全形成符合中心地理论标准的三级市场体系。在前述研究基础上，笔者对归化城建立后能够摆脱了以往该区域城镇不能存续发展的窠臼，持续发展至今的历史地理原因进行了的总结:第一，不论从宏观地理环境看，还是从微观地理环境看，归、绥二城的选址都比较合理，这保证了它们赖以存在、发展的地理基础。第二，从明末至民国时期，归绥城的宗教、政治、商业及军事等职能渐次递加并互相促进，城市职能呈现出综合性的面貌特点。这是位处边疆的归绥城能够长期存于同一个城址存续下来的主要原因.第三，移民对归绥地区的持续开发，使归绥城获得了存续发展下去的区域经济条件。第四，清代疆域一统、政局稳定的大背景，便于归绥城的地理优势条件得以充分发挥。尤其是在清代疆域一统的大背景下构建的广阔的对外交通网络，进一步优化了归绥城的地理条件。收起

关键词 : 城市地理职能定位经济条件形态变迁管理体制

4. 清代云南（1711-1911年）的季风气候与天气灾害

[学位论文] 杨煜达复旦大学 2005年博士导师: 邹逸麟共395页

摘要 : 云南地处北半球低纬高原，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受到多种季风环流的影响。其气候的演变，有着自己显著的特点。对这一地区的历史气候进行研究，讨论其气候变化的特点和机制，对亚洲季风和全球变化的研究，均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主要利用档案、... 展开

关键词 : 清代云南历史气候季风气象灾害

5. 西汉侯国地理

[学位论文] 马孟龙复旦大学 2011年博士导师: 葛剑雄共386页

摘要 : 西汉时期，汉廷先后分封八百余个侯国。如此众多的侯国在地理分布上存在怎样的特征，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但受文献记载的限制，学界对西汉侯国地理分布的相关问题，仍不甚明了。本文的目的，是通过复原西汉侯国的地理分布来回答这一问题。... 展开西汉时期，汉廷先后分封八百余个侯国。如此众多的侯国在地理分布上存在怎样的特征，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但受文献记载的限制，学界对西汉侯国地理分布的相关问题，仍不甚明了。本文的目的，是通过复原西汉侯国的地理分布来回答这一问题。在具体操作上，笔者主要遵循以下研究思路。首先，充分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结合传世文献、出土文献的记载，明确各侯国的地理方位。同时根据《史记》、《汉书》相关侯表对侯国置废沿革的记载，限定各侯国存在的时代断限，从而编制具有地理信息和时间信息的“侯国建制沿革综表”作为后续研究的基础。在明确各侯国的地理方位和建制沿革后，择取数个“标准年份”，复原该年份的行政区划，并统计见存于该年的侯国名目，将各侯国的地理信息与行政区划信息叠加，绘制具有明确时代断限的“侯国地理分布图”，从而建立数个“地理剖面”。随后，着重分析各地理剖面所展现出的侯国地理分布特征并尝试解释这些地理特征的形成原因。而将各地理剖面进行对比后，可以探寻西汉时期侯国地理分布格局发展、变化的总体趋势。接下来，对各地理剖面所呈现出的侯国地理分布特征和侯国方位变动进行深入分析，探寻这些地域特所折射出的西汉制度变革和权力运作。（见下编）在梳理各侯国地理方位的过程中，笔者注意到《汉书·地理志》、《汉书》相关侯表、《水经注》、《史记索隐》四部文献的史料价值问题。遂对各文献的体例特点和史料来源进行分析，明确各文献在复原侯国地理方位时所具有的价值。经过上述考察，笔者发现西汉的侯国地理分布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京畿、边郡、关西地区不封置侯国是汉廷一以贯之的侯国政策。随着时代的发展，还逐渐出现了王国、太行山以西、“三河”不置侯国的新政策。而王子侯国和异族归降侯国在地域分布上也具有明显的特征，其地域特征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汉廷会根据施政的需要，对侯国地域分布格局进行调整，由此引发的侯国迁徙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总的来说，西汉侯国地域分布格局与不同时期的地缘政治态势存在紧密的联系。随着地缘政治态势的发展，侯国地理分布格局也会随之变化。总括西汉侯国地理分布格局的形成和发展，高帝和武帝是两个重要时期。高帝构建了西汉侯国地理分布的基本格局，并被惠帝、高后、文帝、景帝所沿袭。武帝即位以后，由于地缘政治态势发生了剧烈变化，汉廷不断对侯国地理分布进行调整，逐渐突破了高帝构建的侯国地理格局。至元封年间，新的侯国地域格局已经形成，并在“太初改制”中得到确立。武帝所构建的侯国地理分布格局被此后西汉历代帝王严格尊奉，一直延续到新莽时期。收起

关键词 : 地理分布侯国政策调整西汉时期

6. 环境与人：江南传染病史研究（1820-1953）

[学位论文] 李玉偿复旦大学 2003年博士导师: 葛剑雄共377页

摘要 : 1820-1953年江南地区环境的变化可以分为缓慢变化、较大变化和剧烈变化三种.环境的缓慢变化使得病原体与人最终达到一种平衡.环境的较大变化和剧烈变化打破了这种平衡.这种平衡的打破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病原体和宿主各自的生态系统的变化,从而使通常... 展开

关键词 : 生态系统自然环境病原体人传染病发病率微生物环境

7. 近代西安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研究（1840-1949）

[学位论文] 任云英陕西师范大学 2005年博士导师: 朱士光共372页

摘要 : 西安是我国西北地区的中心城市，在近代百余年间(1840-1949)经历了由传统向现代的遽变，即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发展。近代西安因深居内陆，依托传统农业社会经济基础，游离于西方殖民主义直接控制的势力范围之外，但城市功能和空间结构仍在时代... 展开西安是我国西北地区的中心城市，在近代百余年间(1840-1949)经历了由传统向现代的遽变，即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发展。近代西安因深居内陆，依托传统农业社会经济基础，游离于西方殖民主义直接控制的势力范围之外，但城市功能和空间结构仍在时代风潮的浸润下逐渐注入了工业文明的丰富内涵，因而导致了城市空间结构演变。其关键性因素是地缘政治结构变化，所以成为内陆城市近代化的典型实例。本文运用历史地理学和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以城市近代化为主线，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对与城市空间结构相关的各要素及其作用进行了综合分析和研究，揭示了西安城市空间结构的近代化过程，探究了西安作为内陆城市其城市空间结构近代化的演变及其机理。属个案城市的实证研究。本文绪论(第一章)确立了研究的总体思路，在此基础上，主体部分以晚清与民国时期西安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变为核心展开论述。主要内容及结论分述如下：论文的主体分三个层次，共用了六章篇幅论述了近代西安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第一层次，从宏观、中观、微观对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变进行研究。从宏观区域的视野论述了近代西安城市发育的地理基础与历史脉络(第二章)。近代西安城基于历史以来都城选址的地理区位优势，凭借其农业自然条件、水利条件以及城市交通和军事防御等条件，在相当长时期内仍然保持着农耕文明时期的空间特征。辛亥革命后，城市建置发生了变化、近代工业化发展以及顺应国家、地方政治因素而得以发展，其空间结构发展以辛亥革命为分水岭呈现出晚清时期萌动发展与其后民国时期转型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从中观的自然地理空间界定要素和交通技术条件的相互关系，论述了城市地域结构的演变(第三章)。在晚清时期马车时代的交通运输条件下，城市南部的“出山码头”和北部的“水旱码头”承担了城市对外交通转运的职能，城市功能在地域的延伸呈分散布局的结构特征，出现了府城、关城和外围码头之间的功能与空间分层。民国时期汽车交通和铁路交通导致了外围码头交通功能的衰落，城市地域结构的演变呈城市空间要素向心性的趋集，城市功能的地域分层逐渐被东关的繁荣和东西轴向的发展取代。从微观的城市内部功能要素以及功能空间演变的层面过程论述了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的演变及其成因。分两章即第四、五章。第四章论述晚清时期西安城服从政治、军事功能需求，以满城为核心仍保持着非均衡性的“城中城”格局，体现军事防御性的内向封闭的空间特征。光绪二十七年(1901)推行新政后，城市内部孕育了空间的封闭性与发展的开放性、新的城市功能产生并逐步取代旧有城市功能等空间过程的矛盾冲突，形成其内在的演化动力。因而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的变化呈顺应社会发展趋势的萌动状态。第五章论述辛亥革命后，由于满城被拆毁、陇海铁路修通以及近代工业的发展，城市空间格局发生了结构性的改变，并在其后西京陪都的筹备建设、抗日战争时期的民族工业内迁以及战后重建等各种因素作用下，其设市管理与功能分区的形成，城市内部功能要素及城市公共生活中心功能的增加，城市商业空间、工业布局为适应近代工业经济发展的转变，均出现调适性特征及其相应的空间分化，城市新区从内部填充到外围拓展的发展及其功能的整合等方面均体现了转型发展的特征。第二层次是在前述研究基础之上对居住空间进行的专题研究。以居住空间为研究对象论述了“城乡居住空间组织结构及城市内部居住空间分异特征”(第六章)。首先论述了近代城、郊居住空间组织结构顺应国家政治形式变化，以保甲为核心，在共同的组织结构下存在城、乡之间的文化共性和空间差异性，即农业社会文化背景下的城乡二元结构特征。其次，论述了城市居住分异及其演变。自清初以来所形成的旗人居住区(满城)、历史以来的回民聚居区、以及以官商居多的城市西南隅住宅区等，因长期的农业社会经济条件下的缓慢发展，而呈现一种较为稳定的居住分异格局。在辛亥革命后，原有的格局被打破，清代八旗制度下的种族隔离所导致的满族旗人聚居区消亡，伊斯兰教义维系下的回民聚居区持续发展，至抗日战争时期，随着工业移民、战争移民以及难民的涌入，形成了新的城市阶层的居住空间分化。第三层次基于前述的研究内容，以近代化发展为主线，对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特征与成因进行分析(第七章)。从城市空间的近代化表征、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变趋势、城市空间的作用过程、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的特征及其演变的机理等五个方面论述了西安城市空间结构及其演变特征；从地理空间、社会政治、交通技术等三个方面揭示了其成因；最后总结了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特征，城市地域结构经历了外围交通结节点的分散布局之“边缘分散—向心型”模式朝着向心发展的“向心聚集—离心型”模式，城垣内部则相应地经历了以满城为重心的城中城的“非均衡性防御空间特征”向“均衡性开放空间特征”的转变。“向心”是中心城市的吸引力的空间作用和表征，往往在城市发展的初期表现较为突出。而“离心”则是体现了扩张的空间作用和表征，是城市内部空间发展的需求。两种作用形式的转换体现了近代西安城市空间结构的转型特征。此外，由于城市规划建设活动是主动积极的人类活动，往往直接对城市空间结构产生重大的影响，所以，本文还用一章的篇幅，通过对民国时期十部规划建设文件的历史意义和地位的分析，论述了“近代城市规划与建设及其影响”(第八章)，从空间结构发展模式、历史保护以及规划、建设等方面分析了它们对城市的影响作用。文章以对西安城市建设及历史地理学应用研究价值进行的反思作为结束(第九章)，基于对当前城市建设与历史文物保护之间、对城市历史文化价值的客观性和主观认识之间存在的矛盾及问题，本着历史地理学“有用于世”的治学宗旨，结合城市规划建设的需要，提出了在历史城市地理学与城市规划学的交叉领域进行应用性的延伸研究的建议。本文的创新点有五：第一，立足学科发展的视角，从典型城市的实证研究入手，对历史地理学和城市规划学的交叉领域进行了初步研究和探索，在历史城市地理学内容的拓展研究方面提出了新的思路。第二，立足历史地理学与现代城市之间在发展时段上的接续性，研究时段下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填补了这一阶段西安城市研究的空白点，并为后续研究打下基础。第三，立足于城市空间系统的层次划分，注重微观层面的研究和成因分析，从城市功能活动及其空间过程的相互关系分析揭示了城市空间结构及其演变的内在规律，丰富了城市空间研究的内涵。第四，基于历史城市保护和建设之间的矛盾认识，强调了历史地理学研究对于城市规划决策的理论指导意义，并以西安为例提出历史地理学在应用层面上进行延伸研究的思路。第五，本文从城市地域的视角，立足于系统论的思想，综合运用历史地理学及其相邻或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注重运用地图复原与地理分析的方法对近代西安城市空间结构的要素、分布以及作用机制的空间过程进行综合性研究。收起

关键词 : 西安城市空间结构地域结构内部空间结构城市近代化

8. 国家资源：清代滇铜黔铅开发研究

[学位论文] 马琦云南大学 2011年博士导师: 陆韧共370页

摘要 : 本文以清代国家资源滇铜黔铅开发为中心,在国家和资源的视角下研究历史时期国家对重要资源的认识、利用、管理和控制,分析国家在资源开发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阐释国家塑造下的资源开发和利用,涉及历史地理的产业分布格局、资源配置和区域经济诸多领域... 展开本文以清代国家资源滇铜黔铅开发为中心,在国家和资源的视角下研究历史时期国家对重要资源的认识、利用、管理和控制,分析国家在资源开发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阐释国家塑造下的资源开发和利用,涉及历史地理的产业分布格局、资源配置和区域经济诸多领域,又通过滇铜黔铅运销的研究,尝试性地提出了历史运输地理研究的新方向。上篇在国家资源概念下,以清代滇铜为中心,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论述了清代对国家资源的开发与控制,并且分析了这种控制对地方社会所造成的影响。从资源开发的角度,认为铜与铅是清代的主要币材和军备制造的主要原料,为清代国家的重要战略资源,清代对滇铜黔铅的开发是国家资源开发战略的重要体现;清代的矿业政策受国家需求的影响,形成以铜铅资源需求为中心的政策导向;在这一政策导向下,清朝为了内地的社会稳定和边疆开发,制定了“开边禁内”的开发战略,致使清代特许开矿的省份几乎都分布于边疆地区,形成了以滇铜黔铅开发为中心的清代矿业分布格局,体现了清代国家的边疆开发战略;由于政策支持、资金扶持以及政府参与的市场开拓,使云贵地区成为清代全国性的矿产中心,滇铜黔铅的兴盛是国家塑造的结果。上篇研究还得出以下重要观点:第一,清代滇铜黔铅的开发反映出清朝在国家资源的整个开发过程中实施了严格的管理和控制。清代在滇铜黔铅开发过程中实行矿厂奏销制度,利用奏销清册数据掌握全国的产销动态,对产销关系进行实时调控,实现对矿业生产的监管,这是清代国家资源开发的体现。第二,通过研究清代矿厂奏销制度的实施情况,笔者发现清代滇铜黔铅产销的原始数据比较完整地保存在清朝宫中各类档案中,不仅证实清代国家对滇铜黔铅开发实行严格的管控制度,而且使笔者发现了在清朝宫中档案中保存着比较翔实、准确、完整的滇铜黔铅矿厂奏销原始数据,笔者通过对矿厂奏销原始数据的整理、统计、分析,开创了清代矿产量的复原估算的新方法,得出了更加精确、科学的滇铜黔铅产量数据,突破了先前学者估算复原清代滇铜产量的研究方法,突破了前人研究的窠臼,弥补了以往学者惯用的以销量推算产量存在的严重缺陷,证明利用矿厂奏销原始数据复原的滇铜黔铅产量更加接近历史的真实。例如嘉庆十五年官办滇铜905万斤,但官府运销量(京运、各省采买和云南本省鼓铸)却高达974.5万斤。第三,通过对滇铜产量的重新估算和研究,发现清代滇铜产量波动非常明显,这种波动是清代保证国家需求、平衡供求关系采取调控措施的结果,表明清代国家铜铅收储制度在国家资源的开发利用中发挥了重要的调节作用。正是由于国家铜铅收储制度的存在,化解了产量的大幅波动。上述嘉庆十五年滇铜销量之所以可以远高于产量,正是基于当时高达1489.9万斤的官储量。第四,清朝政府控制了绝大部分矿产品的销售权,滇铜产量的85%、黔铅产量的60%均由国家收购和组织运销。第五,研究表明清代在资源开发的生产、运输、销售等环节,国家有相应的、严密的管理措施,包括矿厂管理和矿业行政管理两大方面,渗透到滇铜黔铅的整个产、运、销过程之中,充分说明国家战略资源由国家严格管控的清代矿业开发特点,当然,国家严格的管控也给资源产地带来了重要的影响。本文的中篇是学术界对首次清代的黔铅开发历程的全面、系统研究,填补了清代重要战略资源黔铅研究的空白。清代黔铅开发始于康熙朝末年,雍正年间开始快速发展,乾隆初年达到鼎盛,直到乾隆四十年之后才逐渐走向衰落。清代黔铅勘探全凭矿工经验,以传统开硐取矿的方式开采,在矿井照明、通风、排水、安全防护等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菱锌矿是清代黔铅冶炼的主要矿石,平均品位高达60%,一般采用传统蒸馏法冶炼,但回收率较低。莲花厂(俗名妈姑厂)是清代最大的矿厂,前后持续长达126年,下属子厂多达8处,最高年产量达927万斤,主供京楚两运。整个清代设立黔铅矿厂30余处,分布局于贵州六府二厅之地,但主要集中于大定府的威宁州和水城厅。笔者根据各厂奏销清册中的官铅数据,笔者整理出八个关键年份的产量,推算出雍正二年至道光十八年,黔铅总产量为8.72亿斤,平均年产839万斤,最高年产量超过1400万斤,占清代铅锌总产量的73%以上,是清代全国性矿产中心。清代黔铅产量历经了两波增长——下滑的过程,呈明显的“M”型分布。鉴于清代黔铅产量的巨大波动,官府出资收购余铅,进行必要的国家铅锌储备,调节产销节奏。清代黔铅销售形成京运、楚运、川黔采买三大渠道,包括京师及直、晋、苏、浙、赣、闽、鄂、陕、粤等九省,销售地几乎遍布全国。因此,笔者通过中篇的研究,基本完成了对黔铅开发原因、进程、黔铅产区分布格局、黔铅产量、黔铅运销和黔铅开发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影响等方面的研究,是清代矿业地理和区域经济研究的重要突破。本文下篇借助现代交通运输地理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笔者利用清代滇铜黔铅运销过程研究的实践,提出了历史运输地理研究的新视角和新的研究理念。清代滇铜矿厂众多,产地分散,而滇铜消费地遍及全国。京局消费量最大且地点集中,主要供应地为滇东北产区,不足部分由滇西产区拨运;各省采买量有限且消费地点分散,以滇中产区供给,不足部分由滇西产区协济;云南本省钱局较为分散,且大多数钱局所在地与铜厂所在地基本一致,故采取就近供应原则。滇铜外运,首先必须将各厂铜斤汇集于交通便利之利,然后统一外运,这些汇集地成为滇铜运输的中转站点,即铜店。滇铜进京以通过滇东北地区至川江最为便捷,四川泸州成为滇铜京运理想的水陆交通枢纽。但是,滇东北及其周边地区的运输能力严重制约着滇铜京运,政府采取各种措施,实现货物分流,减轻原有道路的运输压力。而各省采买滇铜运输被分流至广南道,通过西江、桂江、湘江等水道可直达九省通衢的汉口,便于各省采买运输。由于清代黔铅的产地较滇铜更为集中,仅莲花、福集、柞子三厂的产量占黔铅总产量的80%以上,而消费地亦遍及全国。清代京楚二运以莲花、福集二厂为主,福集厂更偏重于楚运;本省鼓铸用铅先后以莲花、乐助堡二厂为主;四川采买黔铅来自福集厂,后由大兴厂专供;柞子厂黑铅负责京楚二运、本省鼓铸及上游驻军所需军铅,下游军铅由永兴寨厂负责。黔西北地近川江,是黔铅外运路线的最佳选择,四川永宁成为黔铅外运的水陆交通枢纽。但是,由于交通条件较差,运力有限,地方政府亦曾新开支线,以分流黔铅外运。黔铅京运由永宁领运,然后沿永宁河、长江、运河抵达京师。黔铅楚运与京运路线基本相同,至湖北汉口发卖,由各省采买运回鼓铸,其路线与各省采买滇铜汉口以下基本一致。汉口是黔铅楚运的销售点,但并非是黔铅货流的目的地,而是一大中转枢纽。此外,本篇还以清代黔铅京运为例,分析京铅运输的具体过程,考察了京运动态和运员心理路程,这在以往研究中往往被忽视,但却是国家资源运输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总之,本文在国家和资源视角下研究清代滇铜黔铅开发,提出了国家资源的概念,认为清代对国家资源的开发实施了严格的管控,对清代国家战略资源黔铅开发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尝试性地提出了历史运输地理研究的新方向。收起

关键词 : 国家资源开发清代矿业滇铜黔铅开发历史地理学产业分布格局民族经济发展

9. 晋国历史地理研究

[学位论文] 马保春北京大学 2005年博士导师: 唐晓峰共371页

摘要 : 晋国是西周初年周王室分封在今山西省南部的一个诸侯国。在地理位置上有其特殊性，其核心地区既是考古学上中原之一部分，又是中原地区同北方地区的过渡地带，同时也是东西方(太行山以东和函谷关以西)的间隔地区。以这样一个西周封国为研究对象，对其... 展开晋国是西周初年周王室分封在今山西省南部的一个诸侯国。在地理位置上有其特殊性，其核心地区既是考古学上中原之一部分，又是中原地区同北方地区的过渡地带，同时也是东西方(太行山以东和函谷关以西)的间隔地区。以这样一个西周封国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以前没有见到过，笔者尝试性的工作，一方面有利于解决晋国自身的一些地理问题，同时还可以为相关学科及研究提供部分借鉴和帮助。本文采用以自然地理特征、考古学文化要素与人文地理内涵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历史文献、实地考察所得、考古发掘及研究成果、古文字等多方面搜集资料。讨论了晋国疆域范围内核心地区的地理单元分区、晋都、郡县、疆域、交通古道、晋卿势力范围、军事地理、晋国及涉晋地名等问题。 (1)前人对晋地所做的地理分区，要么是以纯考古学文化作为依据，要么通常尺度较大，将晋国疆域核心区的晋南、晋西南作为一个整体，其实，晋南和晋西南在相当多的时期内，不论是考古学文化面貌、还是历史文化特征，都是有差别的，它们之间的地理界隔就是绛山—峨嵋岭一线。有鉴于此，笔者从历史地理的角度出发，对晋南、晋西南地区重新做了小尺度的分区，可以分出7-10个地理单元。 (2)论文对学术界热切关注的晋都问题作了一些探讨。首先，按“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的史学方法分阶段梳理了历史上有关晋始封地问题的诸家意见，发现越在历史的后期，其说法确实越多，但是这并不象古史辨派所主张的是史家衍生的，而是有利于问题的解决的。在包括始封地在内的晋都及其迁徙问题上，笔者在参考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粗浅认识。如晋都有多少的问题，参考郑玄《诗谱》的说法，我倾向于始封地(或为唐)、曲沃、绛、翼、新田均为晋都的意见，即晋有五都。并对有争议的晋都如曲沃、故绛、翼做了一些辨析和理解。 (3)晋国的疆域、交通古道、郡县、卿族的领地和军事地理等是互相关系的几个问题，笔者分别进行了梳理和初步讨论，分阶段阐述了晋疆域的拓展史；推求了晋国古道分布的基本状况；归纳了晋县的数量，并讨论了其地理位置；从典籍中找出了晋国主要卿族的采邑和领地；在地图上表示了战争、会盟地理的基本情况。 (4)附录部分是晋国及涉晋地名综考，主要是从《左传》、《国语》、《竹书纪年》、《晋世家》等典籍中搜集晋国及涉晋地名。参考后人的研究和讨论，结合新的考古材料、古文字资料，进一步较全面地考述了晋国及涉晋地名的基本情况。收起

关键词 : 晋国历史地理考古学文化地理单元分区晋都

10. 山东半岛城市地理研究——以西汉元城市群体与中心城市的演变为中心

[学位论文] 杨嘎复旦大学 2008年博士导师: 葛剑雄共369页

摘要 : 跳出单个城市的研究模式，从一定区域范围来考察城市群体的变迁，是近十余年来历史城市地理学研究的新方向。山东半岛作为人类文明萌生极早的区域，在西汉时代既已发展起数量庞大的城市群体，西汉以降这一城市群体经过了异常复杂的演变历程，时至元代... 展开跳出单个城市的研究模式，从一定区域范围来考察城市群体的变迁，是近十余年来历史城市地理学研究的新方向。山东半岛作为人类文明萌生极早的区域，在西汉时代既已发展起数量庞大的城市群体，西汉以降这一城市群体经过了异常复杂的演变历程，时至元代则是传统社会中山东半岛城市群体基本定型的时期；同时西汉至元代山东半岛中心城市的变迁问题亦颇令人瞩目。本文即以西汉至元代山东半岛城市群体与中心城市的变迁为研究对象，考察其演变过程及原因。本文可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探讨汉晋时期山东半岛城市群体与中心城市的变迁问题。第一章是对汉晋城市群体的考察。西汉是山东半岛城市群体奠定的关键时期。城市数量颇为可观。城市地域空间结构方面，区域分布表现为西密东疏、郡(国)间分布差异明显两大特征：地理分布则表现为绝大部分城市集中于平原地区，大多沿天然河流分布两大特征。城市在选址特征上体现出对微观自然地理环境的高度依附性。东汉、魏、晋时期山东半岛的城市群体显示出对西汉高度继承的特征，主要表现为对城市地域分布及城址的继承上。第二章考察汉晋中心城市的变迁问题。汉晋时期山东半岛的中心城市发生了由临淄到青州(广固城)的转移，就西晋及十六国乱世而言，这一城市转移行为是相当成功的，集中体现为广固城在微观地理环境方面对临淄城所存在的缺陷的弥补上；不过，若从宏观角度来看，这一城市转移行为并无多少实质意义：一是较之于临淄城，广固城“地理中心型”的城市位置特征没有变，二是广固城并没有脱离临淄城先前所拥有的城市腹地，其转移的根本原因仅是西晋末年统治者对政治、军事气候的主动适应而已。第二部分考察南北朝隋唐时期山东半岛城市群体与中心城市的变迁问题。第三章是对南北朝隋唐城市群体演变的探讨。宋魏时期山东半岛城市数量达到了新的高峰。从城市群体的地域空间结构来看，西密东疏的区域布局态势更为明显，地理分布上聚集于平原地带及多沿河分布的态势没有根本的变化。就宋魏时期城市群体的选址特征而言，侨置城市中的郡城往往选择自然地理环境优越同时又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地点立城，而一般的侨置县城所处地理环境则较为平淡；对于重新选址的汉晋城市而言，微观地理环境相对较差，汉晋城市由于受到侨置政区的冲击而导致城址的重新选择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北齐时期山东半岛的城市数量出现了大幅度缩减。就地域空间结构而言，虽然西密东疏的区域分布态势没有逆转，不过这种不平衡性降低了；地理分布方面，平原城市所占比重有缩小的趋势，城市沿河分布依旧。就北齐新建城市的选址特征而言，靠近交通线进行选址的现象引人注意。隋代经过对城市群体大刀阔斧地改造，至大业八年(612年)时，城市西密东疏的不平衡态势进一步降低，就地理分布而言，平原地区城市多、沿河城市多的特点得以延续。通过对隋代新建城市选址特征的考察，发现，微观地理环境的优劣与城址的延续时间并不完全契合，这可能反映了统治者对城市之间空间距离合理性问题的重视程度要超过对城址微观地理特征的关注。唐代长庆元年(821年)之时，城市群体东西分布不平衡的状况继续缓解，岱北亚区内部胶莱平原一带城市数量的减少颇引人注意。与隋代类似，统治者亦非常重视城市之间空间距离的合理性问题，这是导致唐代山东半岛城市群体地域空间结构变化的主要原因。唐代新建城市的微观地理坐落大部分较为优越。第四章考察南北朝隋唐时期中心城市的变迁问题。这一时期虽然半岛的中心城市仍是青州城(东、南两阳城)，但是济南城(历城)城市地位的提升令人瞩目。从城市的行政等级、经济实力以及当时人的看法三个角度来审视，南北朝隋唐时代山东半岛形成了青州城、济南城“准二元中心结构”的格局。第三部分探讨宋金元时期山东半岛城市群体与中心城市的变迁问题。第五章是对宋金元时期城市群体的考察。北宋宣和七年(1125年)山东半岛的城市数量较之唐长庆元年无甚变化；地域空间结构方面表现出岱北区与胶东区的分异特征。导致城市地域结构变迁的动因则可分为黄河水患的影响、交通路线的吸引、区域经济的发展三个因素。金代山东半岛城市数量增加较为明显；就城市地域空间结构而言，区域分布方面，岱北、胶东两亚区城市分布不平衡态势的明显淡化是最令人瞩目的新动向；地理分布方面，新置城市主要坐落于北清河沿河和胶东丘陵地区。区域经济的发展是金代城市增置的最主要动因。元代城市数量增加有限；地域空间结构无明显变化；传统社会时期山东半岛的城市群体至元代之时已大体底定。第六章考察中心城市的变迁问题。通过对青州与济南城市本身的比较研究，发现，宋金元时期济南城的发展经历了一个后来居上的发展过程，及至元代，济南城从城市风貌、官方机构的多少、城市占地规模等方面已经丝毫不比青州城薄弱了。通过对二城腹地人口密度、城镇发展、商税额数等方面的比较，发现，自北宋后期开始，济南城市腹地的发展程度已经明显超过了青州城的腹地，金元时期这一差距又进一步拉大，这实质上说明了山东半岛经济核心区已经由半岛中部转移到了半岛西部。总之，明代初年山东半岛的政治中心最终由青州转移至济南，正是宋金元时代济南城市本身及腹地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收起

关键词 : 城市群体中心城市山东半岛西汉至元代微观地理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