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农田保护补偿政策以经济激励为核心，是实现农田保护外部性内在化的有效途径。补偿政策兼顾效率与公平，广泛被认同为破解当前我国耕地保护困境、遏制耕地微观损失的有效手段及客观选择（曲福田和朱新华2008，陈秧分等2010，蔡银莺和张安录2010，苑全... 展开 农田保护补偿政策以经济激励为核心，是实现农田保护外部性内在化的有效途径。补偿政策兼顾效率与公平，广泛被认同为破解当前我国耕地保护困境、遏制耕地微观损失的有效手段及客观选择（曲福田和朱新华2008，陈秧分等2010，蔡银莺和张安录2010，苑全治等2010，李广东等2012）。2008年起，成都、苏州、东莞、佛山、上海等地陆续在全国探索及试点农田保护补偿政策已有近10年的实践经验。截至目前，全国已有17个省份的部分发达市、县实施了农田保护补偿政策或开展了相关试点。政策实施的事后效应评估是农田保护补偿政策改进、提升及优化等的基础。作为一项涉及政府、乡村社区及农户家庭多主体农田保护委托代理关系及利益博弈的政策工具，农田保护补偿政策的实施会因区域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公众认知及生产要素流动等的差异呈现出空间分异。揭示农田保护补偿政策实施存在的空间分异效应，初步辨识补偿政策实施的相对效率区域和相对效率补偿模式，了解农户对补偿政策改进的偏好选择，能够为及时将农田保护补偿政策创新实践探索提升到政策或制度层面，改进及完善地方政府创新型土地管理方式提供参考依据及政策建议。 为此，论文在梳理及比较欧美实践经验及政策做法的基础上，具体选择农田保护补偿政策实践时间较长、补偿模式典型的广东、成都和苏州为实证，以至今尚未推行农田保护补偿政策的武汉为参照，通过搜集统计数据及实地开展农户调研获取论文所需要的基础数据资料。其中，广东省在佛山、东莞等地试点探索经验的基础上，2012年9月率先在全国开展省域范围内经济发达地区补偿标准高、欠发达地区补偿标准低的差别化补偿；成都市2008年创造性提出将耕地保护与养老保险、农业保险相挂钩，激励农户参与耕地保护；苏州市2010年7月将基本农田纳入生态补偿范畴，对承担耕地保护责任的集体经济组织及农户个体给予现金补贴。根据补偿政策实施“前-后”和“有-无”的对比，从纵向及横向运用统计数据及实地调研数据判别要素禀赋异质及空间异质等多元约束下的农田保护补偿创新实践存在的多尺度空间分异效应，探寻政策效应在不同补偿模式间的分异，运用实验设计方法揭示农户对补偿政策改进的偏好选择。 结合统计数据，运用计量面板回归模型和双重差分模型（DID）分别检测农田保护补偿政策在市域、县域及镇域多维空间尺度下的实施效应，识别空间分异特征。主要结论及政策建议如下： （1）创新实践地区农田保护补偿政策的持续实施，在保存耕地数量和增强农民收入方面有积极的成效。①政策实施后，实践区耕地流失在市域、县域和镇域空间尺度下均得到有效抑制。市域尺度下，补偿政策的实施使广东省各市耕地少流失3191.65公顷；县域尺度下，政策实践区成都各区（县）耕地流失量较政策未实践区武汉各区少4625.74公顷；镇域尺度下，补偿政策的实施使苏州市各乡镇耕地平均流失量减少了74.79公顷。②直接给予农户现金补贴的补偿模式提升农民收入效果显著。补偿政策实施后，广东省各市和苏州市各乡镇农户收入平均提升量分别较政策实施前增加235.49元和1259.59元。 （2）农田保护补偿政策实施效应呈现出显著的地域空间分异。①补偿政策耕地流失抑制效率区多为耕地资源禀赋充足、农业GDP比重较高的市、县和乡镇，补偿政策实施后该类型区耕地数量分别增加14304.12公顷、3843.20公顷和7254公顷；补偿政策耕地流失抑制无效区则呈现出地区经济发达、农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补偿率高的特点，政策实施后该类型区耕地数量仍持续减少，市、县及乡镇尺度下耕地流失量分别为3974.47公顷、1325.14公顷和6387公顷。②乡镇经济发达的地域单元，农户非农就业机会多，农田保护补偿政策直接给予的现金补贴通过增加农户的政府转移性收入，激励小规模农地经营农户脱离农业，从事非农产业，对农户收入的提升作用更明显。建议我国农田保护补偿政策根据区域耕地资源禀赋概况及经济发展水平等的差异，制定差别化补偿政策，在经济发达地区强化土地用途管制及规划约束，将补偿资金向经济欠发达地区、耕地资源充足的农业市、县倾斜，以充分发挥补偿政策应有的激励效果。 根据农户实地调研数据，运用非参数检验和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比较农田保护补偿政策实施效应在不同补偿模式间的分异，利用三阶段嵌套泰尔分解模型测算农田保护补偿政策实施效应空间分异在村庄内部、村庄间、乡镇间及区（县）间的分解。主要结论及政策建议如下： （1）农田保护补偿政策的持续实施显著增加了农户农田生态功能认知及政策满意度，明显提升了农户参与农田保护的积极性和土地流转参与率。①以至今尚未推行农田保护补偿政策且经济发展与成都和苏州较为相似的武汉为参照，对比发现除苏州农户农田生态功能认知与武汉农户的差异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外，2015年成都农民农田生态功能认知较武汉高出9.07%，成都、苏州农民农田保护积极性分别较武汉高出22.42%和14.72%，成都、苏州农民土地转出参与率分别较武汉高出44.80%和186.99%。②苏州农户2015年政策满意度、参与农田保护积极性及土地转出参与率分别较2012年高13.45%、25.56%和27.24%；成都农户2015年农田生态功能认知、政策满意度、参与农田保护积极性和土地转出参与率分别较2012年高8.52%、22.75%、0.66%和57.61%。 （2）不同模式农田保护补偿政策实施效应具有显著差异。成都市于2008年开始试点养老保障与农业保险相结合的耕地保护基金制度。成都补偿模式在提升农户农田生态功能认知和政策满意度、激励农户参与农田保护方面的效果要好于苏州模式，但苏州模式在激励农户参与土地转出方面的效果却明显强于成都模式。2015年成都农户农田保护积极性值和政策满意度分别较苏州农户高7.20%和12.49%，但农户参与土地转出率却较苏州农户低43.27%。因此，各区域在政策设计过程中，须充分结合区域耕地利用特点及农村经济发展现状，选择相适宜的补偿模式，以最大化资金使用效率。 （3）成都农田保护补偿政策实施效应在县域及村镇尺度出现分异。①位于成都远郊农业圈层、耕地数量较多的区（县）农户的农田生态功能认知、政策满意度及参与农田保护积极性值均较高，而位于成都近郊、经济较发达区（县）农户对政策持久性的评价更乐观。位于成都远郊农业圈层的崇州农户2012年、2015年和2017年政策满意度分别较地区经济发达的双流农户高1.06%、0.42%和5.55%，农户参与农田保护积极性值分别较双流农户高6.93%、2.20%和4.94%；双流农户2015、2017年政策持久性评价值分别较崇州农户高2.03%和0.24%。②成都模式下政策实施效应在乡镇和村庄间的分异大小表现为：村庄内部差异gt;村庄间差异gt;乡镇间差异gt;县（市）间差异，村庄内部差异解释了87.63%的政策实施效应空间分异。故在政策完善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农民个体的差异，制定精准化农田保护补偿政策。 随后根据选择实验（ChoiceExperiment,CE）设计获取农户调研数据探讨成都农户对政策改进的偏好，为农田保护补偿政策的优化和发展策略选择提供参考。结果表明农户对农田保护补偿政策有明确的利益诉求，希望获取更高的补贴标准，愿意承担更多的耕地保护责任，对补偿政策的受偿主体属性最为重视，更倾向于对耕地承包权人进行补偿。双流54.50%的农户、崇州72.20%的农户和彭州69.80%的农户均愿意获取更高的补贴标准，承担更多的耕地保护责任。农户最重视的受偿主体属性异质性偏好受农户受教育程度、离城镇最近距离、家庭经营耕地面积及家庭年收入的显著影响。在补偿政策未来设计及优化过程中，需尝试改变当前“政府主导自上而下”、“农民全部被动参与”型的实践探索模式，充分考虑农户的利益诉求、重视农户的参与，以增强农民参与耕地保护的内在动力。 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