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湖北枣阳郭家庙30号墓的发掘，填补了两周之际曾国音乐史的空白，为音乐考古学乃至中国古代音乐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材料。本文以30号墓出土编纽钟、“铃形器”作为切入点进行研究。共分为以下几部分: 绪论部分主要是对文章的选题背景、研究意义进行介... 展开 湖北枣阳郭家庙30号墓的发掘，填补了两周之际曾国音乐史的空白，为音乐考古学乃至中国古代音乐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材料。本文以30号墓出土编纽钟、“铃形器”作为切入点进行研究。共分为以下几部分: 绪论部分主要是对文章的选题背景、研究意义进行介绍，回顾曾国音乐史研究的学术缘起以及郭家庙30号墓的研究现状，并就文章的研究目的与研究方法进行说明，搭建文章的主体框架。 第一章主要对郭家庙墓地的出土材料作出说明，对全文的讨论建立一个材料基础。本章内容构成两节叙述。第一节，介绍郭家庙墓区背景资料，主要分析M30、GM21与M86出土音乐文物情况。第二节，介绍曹门湾墓区背景资料,重点说明M1出土音乐文物情况。 第二章对郭家庙30号墓出土的编纽钟进行研究，是本论文主要研究对象与核心。第一节分析编钟形制纹饰以及钟腔调音手法，初步认为这套编钟年代当在西周末期。第二节基于编钟音乐音响性能研究，通过对测音数据及频谱分析,指出整套编钟正鼓音五声齐备，双音性能保持在中等偏上水平。郭家庙墓地出土的弦乐器，为编钟上五正声的调音，起到重要作用。第三节重点讨论编钟音列与编列。首先在音列上，将30号墓编纽钟的音阶序列置于整个曾国音乐发展的链条之上，该套钟具有承前（叶家山M111）启后（曾侯乙编钟）的重要地位。其次在编列上，这套编钟一次性出土数量为“早期之最”，结合其他地区出土纽钟情况来看，提出西周晚期至春秋中期之前，纽钟编列处于无序状态，至春秋中期，才逐渐形成纽钟特有的固定编钟制度——9件一组。同时从目前曾国墓葬出土纽钟情况来看，至春秋中期及以前，无一例出土数量为9件，这种不拘泥于编钟常制，这为曾国编钟上音乐旋律的发展提供了更多可能。 第三章以郭家庙30号墓出土的“铃形钟”为线索进行讨论。文章首先尝试厘清先秦铃的发展线索，包括史前-殷商铃、西周-春秋铃两部分。史前铃较为原始，出土数量较少。至殷墟时期，铜铃数量急剧增多，形制多样，以狗铃居多,常施以倒置兽面纹。进入西周后，铃形制逐渐单一化，用于饰棺的铃增多。这一时期，纽钟、镈上出现自铭“铃钟”“咏铃”的情况，更是出现一种介于铃与纽钟的边缘化器物——“铃形钟”“钟形铃”。文章对这种器物进行整理，尝试分析其特点。最后，将郭家庙30号墓编钟与“铃形钟”“钟形铃”进行比较，认为这套编钟其形制纹饰，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来自上述两种器物的影响。 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