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外商投资法》确立了“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的外资管理制度，体现了我国持续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构建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决心。然而，国门的打开、外资大量的涌入也引发了人们对外资冲击我国基础设施、重要产业和社会其他方... 展开 《外商投资法》确立了“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的外资管理制度，体现了我国持续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构建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决心。然而，国门的打开、外资大量的涌入也引发了人们对外资冲击我国基础设施、重要产业和社会其他方面的担忧。为此，我国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制度必须构筑一道应对外资准入的“安全防线”。 安全审查制度中的实体规则主要围绕审查范围和审查标准两个方面。对于审查范围，本文认为，其一，我国应当将控制权标准的适用延伸至外国投资者的认定上，同时降低股权比例标准的门槛，、充实“实际控制”的具体形式，包括协议控制、信托、一致行动等等。其二，对“重要基础设施”、“关键技术”、“重要信息技术”等关键概念，可以通过下定义或发布清单等方式予以明确，同时也要注意与其他法律法规、清单目录相协调。其三，对于投资的形式，除了明确规定的新建项目、设立企业与并购，房地产交易、破产交易、基金交易与权益变动亦应引起审查机关的关注，并可视审查实践的需要，逐步引入立法。 对于审查标准，本文认为，“国家安全"的定义在安全审查立法中可以留白，但审查因素应当适度明确，具体来说，可以在《外商投资法(草案)》第57条的基础上进行修改，并随着审查实践的成熟，细化各领域“安全”的具体内容。在“国家安全”的内涵宽泛、审查因素高度概括的情形下，审查机关可以遵循“主体.手段.对象”的分析路径以判断一项交易可能对国家安全造成的影响。若这一审查思路经实践证明行之有效，可以总结经验、并适时以审查指南的形式发布，供投资者参考。 在审查实践中，外国主权投资因其政治属性，常引起审查机关的关注。在主权投资的认定上，应当给予东道国充分的裁量权，但同时也不应过分夸大主权投资的威胁性。在审查中，除了投资形式、投资对象、投资规模等传统关注点，还应当关注投资者的治理结构是否独立于投资者母国政府、经营行为是否出于商业理由等等。对于可能产生的安全风险，应尽量考虑通过减缓措施予以消除。 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