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的加剧，应对气候变化正成为一个重大的全球性问题。企业作为碳减排主体，其减排技术水平和减排努力程度备受关注。但企业减排努力程度不仅受到外部因素（如消费者低碳偏好、政府规制强度）的影响，同时受到企业自身诸如公平、互惠、... 展开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的加剧，应对气候变化正成为一个重大的全球性问题。企业作为碳减排主体，其减排技术水平和减排努力程度备受关注。但企业减排努力程度不仅受到外部因素（如消费者低碳偏好、政府规制强度）的影响，同时受到企业自身诸如公平、互惠、竞争等社会偏好的影响。而供应链企业间存在碳排放转移现象，为界定企业减排努力程度增加了难度，模糊了碳减排潜力的边界，同时影响着政府对企业间碳资源的分配，增加了政府政策效力的不确定性。因此，为了更好的促进供应链减排，探究供应链碳排放转移决策影响因素及其影响机制显得尤为重要。基于此，本文研究供应链层面的碳排放转移现象，分别从供应链内生和外生变量角度探究供应链减排重要影响因素对企业碳排放转移决策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碳排放转移对供应链协同减排系统稳定性的影响。本文的主要内容及研究结论如下： 首先，从企业外生减排影响因素角度，考虑减排技术滞后性和消费者低碳偏好对供应链碳排放转移的影响，构建制造商和供应商的减排微分博弈模型，得到制造商和供应商的最优转移和减排策略，并对影响最优决策的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减排技术滞后时间以及消费者低碳偏好能够正向影响制造商的碳排放转移水平，但是对供应商的承接水平没有影响；分散决策下，当减排技术滞后时间和消费者低碳偏好在一定阈值内，碳排放转移行为对供应链减排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此时供应链利润增加且单位产品碳减排量减少。 其次，从企业内生减排影响因素角度，考虑制造商互惠偏好和供应商公平偏好对供应链碳排放转移及相关减排决策的影响，构建一般分散决策、考虑供应商公平偏好的分散决策、考虑制造商互惠偏好的分散决策以及集中决策四种斯坦伯格博弈模型，通过求解对比分析，发现：（1）具有互惠偏好的分散决策模型能够降低制造商的碳排放转移量，碳排放转移更趋于制造商实际的碳配额不足情况，但转移量仍高于集中决策。而当供应商具有公平偏好时，制造商碳排放转移量会随公平偏好程度的增加而增加。（2）制造商的碳减排率随制造商互惠偏好程度的提高而提高，随供应商的公平偏好程度的提高而降低；供应商碳减排率随自身公平偏好程度的提高而降低。说明供应商的公平偏好不利于供应链减排水平的提高，而制造商具有互惠偏好时，则能够显著提高供应链的减排水平； 最后，从供应链协同减排角度，分析供应链碳排放转移对供应链减排系统稳定性的影响。通过构建“政府—制造商—供应商”的三方演化博弈，探索在减排“新局面”下，政府、制造商和供应商之间的利益均衡状态，进行关键变量分析，探究供应链碳排放转移对供应链减排系统稳定性的影响。研究发现：（1）制造商的碳排放转移量的增加能够刺激制造商进行减排技术的研发、政府进行监督，然而过多的碳排放转移会打击供应商的合作积极性，反过来加重了制造商本身的减排难度；这说明适量的碳排放转移有利于供应链减排。（2）政府实施动态配额时，制造商积极减排的演化速率更快，且供应商和政府需要更长的时间才会选择合作和监督策略，这更有效的促进制造商积极减排，发挥了供应链碳排放转移的良性作用。 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