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英国新古典主义时期的莎士比亚研究，在四百多年的莎评史上是最辉煌的篇章。对这个在文学批评史上至关重要的时期，人们了解但并不熟悉，甚至还有一些误解。随着莎士比亚研究的深入，艾布拉姆斯和克莱恩等新批评学派创立了四坐标体系，以作者、作品、... 展开 英国新古典主义时期的莎士比亚研究，在四百多年的莎评史上是最辉煌的篇章。对这个在文学批评史上至关重要的时期，人们了解但并不熟悉，甚至还有一些误解。随着莎士比亚研究的深入，艾布拉姆斯和克莱恩等新批评学派创立了四坐标体系，以作者、作品、世界和读者四要素探讨新古典主义莎评思想形成的渊源和批评范式。近年来，一些学者突破了“拥莎派”与“倒莎派”的框架，通过梳理新古典主义批评家著作的前言、后记或者是匿名出版的文章等，探讨莎士比亚戏剧改编、校勘、出版和批评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些成果为进一步研究英国新古典主义时期莎士比亚批评史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从文学批评史的发展来看，英国新古典主义时期的莎士比亚研究历经近一个半世纪的发展历程。从十七世纪王朝复辟时期到十八世纪末浪漫主义时期到来之前，英国批评家在莎士比亚戏剧改编、出版与校勘的实践中，确立英国戏剧传统和批评原则，为莎士比亚及其同时代的英国诗人违背古典规则进行辩护或者是纠错。因此，对英国新古典主义时期莎士比亚批评的发展历程、理论体系以及诗人的形象与身份等问题进行探讨，是莎评史上一个非常重要又亟待解决的课题。 本论文通过梳理英国莎士比亚戏剧改编、校勘和出版史，勾勒出英国新古典主义时期莎士比亚批评史的发展脉络，探究德莱顿、蒲柏与约翰逊等批评家莎评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在此基础之上，认识在这一历史时期莎士比亚的身份和形象的发展变化，研究发现和启示如下： 首先，英国新古典主义时期莎士比亚研究经历了奠基期、跃升期与完善期三个阶段。奠基期是从王朝复辟时期开始到十七世纪末。这一时期是英国戏剧诗人改编莎士比亚戏剧的重要时期，亦可称为德莱顿时代。德莱顿与公爵剧团的管理者达文南特合作改编《暴风雨》，改变了伦敦舞台以弗莱彻和博蒙特戏剧为中心的演出风尚，促进了德莱顿的英雄剧创作与莎评思想的形成。虽然德莱顿改编莎士比亚悲剧没有严格遵循英雄剧的韵文传统，但充分体现了“爱”、“荣誉”与“友谊”的英雄剧主题，影响了十八世纪莎士比亚戏剧出版与校勘史发展。 跃升期是十七世纪上半叶，从十八世纪尼克拉斯·罗编订第一个八开本的《莎士比亚戏剧集》出版到1733年西奥博尔德编订的版本问世，亦可称为蒲柏时代。在这一时期，蒲柏确立的底本校勘原则，确立了以考证、校勘、批评和鉴赏融为一体的批评体系，超越了出版商雅各布·汤森在版本标准化构建方面产生的影响。尼克拉斯·罗、蒲柏和西奥博尔德对莎士比亚戏剧的校勘与批评，标志着莎士比亚批评范式从探讨戏剧的寓教于乐与诗学正义，开始向戏剧文本的权威性、可信度和标准化进行转变。 完善期是十八世纪下半叶从威廉·沃伯顿编订的《莎士比亚戏剧集》出版到十八世纪末马隆编订的版本结束，是新古典主义时期莎评思想的顶峰，也是浪漫主义的前奏。约翰逊编订的《莎士比亚戏剧集》及其《序言》是这一历史阶段的里程碑式著作。约翰逊与史蒂文斯的合作，促进了十八世纪后期莎士比亚戏剧校勘的发展与马隆的莎士比亚传记学研究。马隆以环球剧场建成作为分水岭，以史蒂文斯整理的书业工会登记信息为参照，根据语言风格变化推定莎士比亚戏剧的创作顺序。这一研究，成为十八世纪之后学者研究莎士比亚创作分期的依据。 其次，英国新古典主义时期以寓教于乐原则、自然法则和普遍人性论为基本原则，形成了以德莱顿的莎士比亚人物性格论、蒲柏的莎士比亚戏剧结构论和约翰逊的悲喜场景杂糅体论为核心的批评体系。德莱顿寓教于乐原则的理论基础深厚，是多种诗学思想的融合。他以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思想为基础，结合罗马诗人贺拉斯和卢克莱修的寓教于乐诗学思想，形成了以人物论为核心的莎士比亚戏剧批评体系。自然法则，是蒲柏在日夜研读荷马的基础上发现的、关于文学创作遵循的法则。在蒲柏看来，莎士比亚的独创性超越了荷马，他不是自然的摹仿者，而是自然的代言人。莎士比亚戏剧哥特式结构的美学特征是他的创作方式、日晷时间哲学与民族身份相互作用的结果。 约翰逊的普遍人性论不仅是对德莱顿诗学思想的传承，也蕴含了蒲柏的自然法则，契合了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休谟人性论的理智、情感与道德三元结构。约翰逊超越了前人，洞察了莎士比亚戏剧是具有无限循环空间而又稳定的人性对话的莫比乌斯带。莎士比亚戏剧的悲喜场景杂糅是由命运无常中自然的得失之情；主从情节并存反映了普通人与命运抗争的艰辛过程是莎士比亚戏剧实现道德教化的重要途径；典型人物是莎士比亚运用人性弱点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内动力。 最后，在英国新古典主义时期，莎士比亚的身份与形象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动态发展变化的，兼具偶像化、经典化与大众化三重特征。具体而言，莎士比亚的偶像化是指英国戏剧诗人从德莱顿、尼克拉斯·罗到大卫·加里克的诗人崇拜。德莱顿将莎士比亚尊为“英国戏剧诗人之父”，视其为英国的荷马。他根据“体液性格论”将世界文学史中的诗人分为开拓者与完善着，莎士比亚与荷马、卢克莱修和但丁一样，是具有开拓精神的多血胆汁质性格。尼克拉斯罗的《莎士比亚传略》是第一个莎士比亚生平，能够帮助读者理解作品。大卫·加里克，修建莎士比亚神殿、在斯特拉福举行庆典纪念活动，真正推进了莎士比亚偶像化，促进了德国诗人对莎士比亚的崇拜、翻译与演出。 莎士比亚的经典化是指十八世纪编者对戏剧的勘误补阙、艺术鉴赏与文化阐释的文本构建过程。在十八世纪《莎士比亚戏剧集》的编订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通过比较和推理研究为基础，以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和理校法相互融合的校勘体系，使莎士比亚文本呈现三个特征：语言拼写规范化、戏剧幕次场次的划分符合时代的舞台风格、注释和批评相结合。莎士比亚的大众化意指莎士比亚戏剧从舞台观摩到文本阅读的审美嬗变。从舞台观摩到文本阅读，审美范式不再拘泥于舞台时空的制约，审美对象从行动摹仿到人物性格系统分析转变，审美标准从得体原则到自然语言的变迁。 综上所述，德莱顿、蒲柏和约翰逊等批评家对莎士比亚及其戏剧的认识和评价，既有对古典传统的继承，也有他们生活的时代内涵，融合了时代思潮和历史背景，既具有形而上的思考，也具有形而下的实践。 由此可见，对于新古典主义时期莎士比亚批评家使用“保守的”或者是“墨守成规的”标签并不客观，求“新”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特点。从戏剧诗人、散文家或者是词典编纂家，在求“新”方面采用了双重标准：在创作过程中追随时代的脚步，符合时代的文学要求与审美趣味；在研究文艺复兴时期尤其是莎士比亚的过程中，依据古典法则结合英国文学传统，逐渐形成了新的批评理论体系。也就是说，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戏剧的发展，不仅成为那个时代文学的重要支柱，同时也成为推动戏剧理论发展的内动力。 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