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关于促成诗体发生与建构的原因，古今学者对此已有颇多论述。归结起来，主要可以分为这样几个角度:社会时代、创作主体、文体自身以及接受受众。从这些角度所进行的研究和论证组成了我们解释“诗体发生与建构”原因的基本知识结构。但是，我们却无法从这... 展开 关于促成诗体发生与建构的原因，古今学者对此已有颇多论述。归结起来，主要可以分为这样几个角度:社会时代、创作主体、文体自身以及接受受众。从这些角度所进行的研究和论证组成了我们解释“诗体发生与建构”原因的基本知识结构。但是，我们却无法从这些角度的研究中得到解释这些问题的答案:现实中构成诗体建构的因素有许多，为什么是这几种而不是那几种影响了它的构成？每个时代的诗体也有许多，为何是这几种而不是那几种成为了影响整个诗坛创作的风向标？是谁在帮我们做出选择，这样的选择何以在现实中有效？只有解决这些问题，才能更加完满地回答“诗体的发生与建构的问题”。这也是本文的意义所在。 为了解决以上问题，本文从权力角度对此进行了研究与分析。本文认为:诗体的发生是权力角逐的结果。文学场内的权力话语通过对作家的规训，完成了对诗体建构因素的彰显与遮蔽，从而在这个基础上形塑了诗体的基本样式。 文章主要以五四现代诗体为主要研究对象，探讨了不同权力话语规训下，各种诗体的发生与建构。全文共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论述了权力视角之于诗体研究的适用性，并借用布尔迪厄文学场域理论，论证了新诗体的发生，实际上是各种权力角逐的结果。 第二部分:主要论述了五四启蒙话语是如何进入到文学场内，成为场内权力话语的。以及在启蒙话语规训下，早期白话诗体与女神体的发生与建构。 第三部分:主要论述了审美自主性话语如何在启蒙话语失效后，逐渐由边缘进入中心，成为新的权力话语，以及在审美自主性话语的规训下，新格律体与象征诗体在诗歌形式和“纯诗”方面的追求和建构。 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