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戊戌政变在事实上宣布了光绪政治生命的结束。由于他的皇权象征性，慈禧虽有取而代之之念，却难成取而代之之局。“己亥建储”得不到各方响应，甚至遭到从地方督抚到西方列强的反对，足以证明光绪作为政治象征符号，在各种政治力量的博弈中，仍然是维系... 展开 戊戌政变在事实上宣布了光绪政治生命的结束。由于他的皇权象征性，慈禧虽有取而代之之念，却难成取而代之之局。“己亥建储”得不到各方响应，甚至遭到从地方督抚到西方列强的反对，足以证明光绪作为政治象征符号，在各种政治力量的博弈中，仍然是维系平衡的有效政治筹码。急于改变局面的顽固势力，不顾光绪事实上的影响力，一意推行有违中外条约关系的政策，直至打破中外长期维持的关系平衡，从而给清朝统治带来更大的危机。 戊戌政变后，随着慈禧太后的再次“训政”，清廷的内外政策变得保守而排外，光绪帝权利尽失，甚且生命堪虞，地方督抚和列强对此反应强烈。顽固派的倒行逆施，逐渐加重了国内及中外关系的紧张局势，随着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中外矛盾在如何处理义和团问题上终于爆发。在清廷召开的几次御前会议上，仍然被赋予发言权的光绪帝，在对中外关系、中外战争、清军的作战能力、义和团的实力等重大问题的认识上，与顽固派截然不同，成为清廷中主和派的代表。 这一时期，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的关系极其微妙。慈禧太后企图行废立之实，但迫于内外压力而难遂其愿；光绪帝虽然命运叵测，但毕竟仍有皇权象征意义。庚子事变使慈禧的地位和威信急剧下降，光绪则成为她消灾弥祸的挡箭牌和替罪羊。由于光绪的皇权象征地位，他仍然在观念上起着维系国内政治势力的纽带作用，慈禧最终未能实现以合法手段废黜光绪的目的。 光绪帝在几次御前会议上和西逃过程中的一些言论，表达了他对1900年各种政治势力的态度。站在维护统治、缓和中外矛盾的立场上，光绪对义和团采取了绝然排斥态度，而与以南方督抚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相互声援。刘坤一“迎銮南下”的提议，无疑给濒于绝境的光绪提供了些许改善逆境的资本。出于维护条约秩序的考虑和借洋人之力以复政的幻想，光绪力主缓和中外关系。 在政治个性上，光绪虽表现了对慈禧极度畏惧恐慌的特征，但也保持了对慈禧的政治不合作态度。他并未在戊戌政变后表现出对慈禧的完全俯伏，而是在内政外交上展现了与慈禧及其顽固势力相抗的姿态，尽管这种姿态不会对政局产生太大影响，但却给他自己埋下杀身惨祸的伏笔。因此说，光绪的韬养之术并不到位，未能达到全身自保的目的。 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