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研究大灭绝事件，有助于揭示生物宏演化的规律，寻求应对现今生物圈危机的措施。残存作为大灭绝后生物界转向复苏—辐射过程中一个承前启后的中间环节宏演化意义重大，然而其相关研究较为薄弱。文章以浙赣早志留世初期腕足动物为研究对象，在系统古生物... 展开 研究大灭绝事件，有助于揭示生物宏演化的规律，寻求应对现今生物圈危机的措施。残存作为大灭绝后生物界转向复苏—辐射过程中一个承前启后的中间环节宏演化意义重大，然而其相关研究较为薄弱。文章以浙赣早志留世初期腕足动物为研究对象，在系统古生物工作的基础上，结合相关文献数据进行大量统计分析，一定程度上了解了奥陶纪末大灭绝后腕足动物残存的有关规律。文章的主要认识如下： 1)大灭绝研究一度集中于对灭绝机制的探讨上，文章提出用《一个后现代主义者的谋杀》来隐喻灭绝原因，即或许不再适合以寻找“终极原因”的视角来审视地球这一复杂系统的行为。 2)不同类群、不同物种在大灭绝后的表现各不相同导致残存的识别较为复杂。文章将灭绝—复苏阶段“多样性—时间”曲线分为“U”、“V”两种类，并认为目前无法识别残存时段的研究并非无法进行。 3)文章对华南志留纪初期的腕足动物属级分类单元材料进行总结，并进行“聚类分析”与“主成份分析”，结果证实奥陶纪末大灭绝“一、二幕间”介于残存与复苏之间，有明显的“残存—复苏期”特点，且更接近于残存期而与“复苏期”相距较远。 4)对浙赣边区Katian晚期的腕足动物丰度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残存种多为在灭绝前相对数量较少的分子。残存种由于其通常广适性，使其在正常环境下(大灭绝前)相对于更为专注于该生存环境的物种(如特化分子)并不具备优越性。 5)奥陶纪腕足动物群以正形贝目和扭月贝目在居群数目上占据优势，五房贝目和无洞贝目等则处于从属地位。这一局面在大灭绝后的早志留世早期逐渐发生了逆转。文章对华南奥陶纪末大灭绝前后五个时期腕足动物属级与科级资料进行分析并重新验证了该现象，主要归因于营养方式与摄食类型的不同。 6)文章对早志留世全球30个化石产地109个腕足动物属级分类单元在残存早、晚期的二元数据进行聚类分析，得出了腕足动物沿纬度分带的倾向及在残存晚期扩散的趋势。此外，按产地及古板块对多样性数据集分类，得出残存期大多数物种分布仅局限于一个产地的结论。 7)文章对共计10个点位研究材料的多样性数据进行聚类分析，将其分为5个群集。进一步对这5个群集在属级与生物门类多样性数据进行分析，得出这两种多样性变化规律一致的结论。 8)文章对华南奥陶纪末大灭绝前后三个时期腕足动物的个体大小数据进行分析，得出残存期不同低级分类单元(属级)在体型大小变化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这些差异在某些高级分类单元中表现出一致性的结论，从而丰富了对大灭绝后小型化(Lilliput)效应的认识。 文章对浙赣早志留世最早期的腕足动物进行系统古生物研究，共描记20属(1新属)、20种(1新种)，对其中8个属进行了其组分的全球汇总。测量上，引入了“鲁棒回归”、“判别分析”、“协方差分析”及“形态分析”等方法，将之用于Katastrophomena，Leptaena， Levenea， Epitomyonia等分子的研究并得出若干新认识。 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