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以及女性自主意识的增强，越来越多的农村女性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出来，从事非农就业，其中较为年轻、具备一定技能、家庭负担轻者更是流向城市。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就业，不仅对其经济地位、社会地位的提升进而促进自身全面发... 展开 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以及女性自主意识的增强，越来越多的农村女性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出来，从事非农就业，其中较为年轻、具备一定技能、家庭负担轻者更是流向城市。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就业，不仅对其经济地位、社会地位的提升进而促进自身全面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而且对农户家庭收入的提高和农村各项事业的发展也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深入分析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就业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首先，本研究进行了理论分析及现状描述。 与本研究相关的经典理论主要包括劳动力转移就业理论以及女性就业理论。其中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中关于发展农村内部非农产业部门雇用吸收力的政策主张为本研究提供了值得借鉴之处；女性就业动机理论以及职业和收入方面的性别差异理论为本研究的实证部分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而女性主义在对女性参与经济活动进行分析时所提出的“社会性别”这一概念则为本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视角。 此外，对我国目前劳动力市场结构以及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就业现状的研究表明，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呈现出“三层二元结构”，对农村劳动力而言，其转移就业主要面临两大部门：农村非农部门与城市部门，其中城市正规部门进入门槛较高，农村劳动力很难进入。研究还表明，与农村男性劳动力相比，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率较低，且从事非农就业的女性更容易集中在非正规部门，就业形态较差。 随后，基于理论与现状分析，围绕“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就业”这一选题，本研究试图回答以下几个问题：1、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就业的途径有哪些？各种途径选择的影响因素分别有哪些？对于农村女性劳动力而言，哪种选择为最优？如何提高其转移率?2、决定农村女性劳动力就业形态选择的主要因素有哪些？如何才能改善农村女性劳动力的就业形态?3、作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主要途径之一，农村内部非农产业部门特别是乡镇企业应该如何发展才能提高其雇用吸收力，从而促进农村劳动力，尤其是农村女性劳动力的转移就业。在逐一回答上述问题之后，本研究为改善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就业现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针对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率低的现状，为解决问题1，本研究基于江苏省苏南、苏中、苏北三地农村的问卷调查，对影响其转移倾向及途径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村已婚女性劳动力转移受到以下因素的影响。第一，年龄、文化程度和技能方面所体现出来的个体差异，使得不同个体特征的已婚女性，其转移就业行为也有所差异。年龄的增长降低了已婚女性转移就业，尤其是外出就业的机会；文化程度越高的已婚女性其转移就业的可能性更大，而且文化程度越高者，通常占据了本地较好的非农就业工作岗位，外出就业的机会成本更大，因而更倾向于留在本地就业；拥有技能的已婚女性通常选择外出就业。第二，女性在建立家庭后，家务劳动的需求会减弱女性对劳动市场的供给，她们倾向于选择能实现“双赢”的就业途径：既照顾家庭又从事非农就业以增加家庭收入，倘若不能实现“双赢”，就留在家中，承担务农、照顾老人、教育子女等家庭分工。这表明，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模式在就业市场上同样存在。此外，对农村已婚女性劳动力而言，配偶的就业形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转移行为，配偶从事非农就业的女性比配偶纯粹务农的女性有更多的机会转移从事非农就业；而配偶的收入对其是否转移的影响并不显著。第三，相比较于经济发达的苏南，苏中、苏北农村非农产业部门的雇用吸收力相对不足，当地女性转移的主要途径是外出，但由于外出成本过高，无力承担外出成本的女性只得留守家庭，从事农业生产或处理家务。 针对农村女性劳动力就业形态较差的现状，为解决问题2，本研究围绕“生别差异”这一核心概念，选取南京市外来农村劳动力作为研究对象，对影响城市外来农村劳动力就业形态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个人特征变量、家庭特征变量对农村男性和女性劳动力就业形态选择的影响不同。在其他变量保持平均值的情况下，男性劳动力从事非正规就业的可能性比女性低71.34%；而农村劳动力个人的年龄、技能、就业途径、家庭抚养率等变量对其在城市从事非正规就业的影响呈现显著的性别差异。结果还显示，与男性相比，农村女性在进行就业选择时，更容易受到家庭的影响，为顾及家务及子女教育，她们倾向于选择收入不稳定但工时灵活的非正规工作。其次，农村女性在城市的收入水平普遍低于农村男性，这与各自从事的职业有关。 最后，考虑到农村内部非农产业部门的发展对于促进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就业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以乡镇企业为例，借助乡镇企业各经济类型以及各行业的就业弹性系数及相对劳动生产率等指标，发现近年来乡镇企业的雇用吸收力总体上呈缓慢增长趋势。就其经济类型来看，集体企业的雇用吸收力在不断下降，而私营企业及个体企业的雇用吸收力略有上升。就其行业来看，农业企业的雇用吸收力降到较低水平，工业企业雇用吸收力停滞不前，而其他行业企业的雇用吸收力有所增强。 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1、提高农村女性的个人素质，改革传统的家庭分工 农村女性个人素质的提高包括两方面：一是文化素质，二是从业技能。应大力加强农村女性的基础教育，提高其文化水平，并有针对性地进行技能培训，一方面这将加快农村劳动力，尤其是相对年轻的劳动力离开本地到外地就业的步伐，同时也将促进本地农村内部非农部门的发展；另一方面提高农村女性的个人素质也将扩大其职业选择范围，提升其就业层次，改善其非农就业形态。此外，研究表明，传统的社会性别规范通过家庭作用于农村女性劳动力，阻碍其转移就业。 因此，有必要提高农村女性的个人素质教育，并逐渐改革传统的家庭分工，适当减轻其家庭负担，促进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就业的顺利进行。 2、发展农村个体企业及私营企业，完善农村女性劳动力本地转移就业途径 在传统的家庭分工模式下，女性的主要责任是家务劳动、抚养子女及照顾老人等，这一分工模式在农村地区，尤其是经济欠发达农村地区的家庭中更为普遍。这就导致留守在家的通常是女性，她们中只有少数学历偏高且较为年轻者占据着农村内部较好岗位，绝大多数都相对年长、无技能或无力承担外出成本。此外，通过对乡镇企业各经济类型及各行业雇用吸收力的分析，发现个体企业及私营企业，尤其是其中服务行业的雇用吸收力呈现上升趋势。 因此，农村地区，特别是欠发达农村地区应增强当地非农产业部门的雇用吸收力，加快私营企业及个体企业的发展，特别是服务行业的发展，尤其要大力发展适合相对年长者及家务负担较重者的较为灵活自由的行业。 3、促进全家迁移，完善农村女性劳动力外出转移就业途径 农村女性劳动力特别是农村已婚女性劳动力转移就业受配偶及家庭抚养率的影响已经得到证实。对于农村已婚女性劳动力而言，配偶从事非农就业有助于促进其转移就业，特别是外出就业，但如果家庭中有学前儿童，或者家务劳动负担较重，女性通常就会被动放弃外出就业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当地非农产业部门的雇用吸收力不足，她们唯一的选择就是承担家务劳动。而全家迁移则避免了女性在转移就业与家务劳动之间的两难选择，对于全家迁移的农村女性劳动力而言，其非农就业的成本将有所降低，就业也会相对稳定。 因此，应力图消除农村人口迁移至城市所面临的诸多制度障碍，确保其就业、受教育、医疗、住房以及相关方面的平等待遇，从而促进全家迁移，提高农村劳动力，特别是农村女性劳动力的转移就业。 4、实施“性别计划”，实现性别平等 研究表明，农村女性劳动力无论在转移就业机会、职业选择还是收入方面均未赋予与男性平等的机会。这是因为传统社会性别意识的存在使得社会对女性的预期往往是女性生物性别规定角色的延伸，社会通常期望女性承担一切与照顾和培养相关的工作，这就导致大多数转移就业的农村女性劳动力集中在某些特定的职业，比如餐饮服务、手工制作、保姆等。性别计划则有助于改善女性的从属地位，最终达到性别平等。 性别计划需要政治干预来实现，政府所要做的就是使教育、就业、土地、社会保障等发展政策纳入性别意识，在政府预算和资源分配方案中纳入性别分析的内容，实现性别的平等、公平与赋权。 总体而言，本研究有别于以往基于“性别均质”视角，遵循劳动力“中性”假设，以农村劳动力作为整体进行的研究，而是充分考虑到“性别差异”，鉴于女性劳动力在转移就业过程中的被动性与所处的弱势地位，选取“女性”为研究对象，进行“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就业问题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同时，在研究过程中并非就女性本身来研究女性问题，而是将男性作为比较对象，进行了性别差异研究，这将使研究结论更具说服力。此外，“社会性别”概念的纳入也使得本研究实证部分的分析更加深入，从而提出更为有效的政策建议。 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