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国兴起的文学“去政治化”运动，为文学减负，使文学摆脱了在我国漫长的“革命”时代作为工具存在的宿命；恢复了文学的本真，使文学真正关注起文本所建构的自足的世界。这是我国文学的一次解放运动。但这同时也预示着文学退出了历史的... 展开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国兴起的文学“去政治化”运动，为文学减负，使文学摆脱了在我国漫长的“革命”时代作为工具存在的宿命；恢复了文学的本真，使文学真正关注起文本所建构的自足的世界。这是我国文学的一次解放运动。但这同时也预示着文学退出了历史的舞台，文学的减负最后宣告了文学对社会历史的“无用”，它不再承载什么混同了它不能承载什么。 在今天文学走向了边缘化，成为了电信科技时代纯粹的装饰品。“文学终结论”方兴未艾“文学幽灵化”已然升起，其实它们谈及的都是一个问题，即文学的衰落和“文学性”的扩张。“文学性”一直以来是我国理论界比较热衷的一个话题，尤其是在今天，当文学的没落与“文学性”的高标这种错位现象发生时，我们似乎更应该反思一下这个理论术语。当然，有些术语使用的意义往往在于使用本身，人们也喜欢在习惯的理解下去定位某些术语，这可以省去许多理论追索的麻烦，但同时却容易造成彼此对话的混乱。因此，我们也有必要对一些重要的理论术语进行追本溯源式地梳理。 “文学性”作为文艺学学科中一个重要的理论范畴，它的出现是作为历来对文学本质讨论的一种参与，是以科学主义的当代西方哲学思潮为背景，建立在文学文本研究之上的，并以二十世纪初期的语言学研究成果作为理论基础。论文梳理了“文学性”从出现到发展直至边缘化的一个历时性过程，其中各个理论主张之间的共时性联系只做略述。首先我们以文化考古学的方法，对“文学性”进行追本溯源。“文学性”作为术语的出现，是由俄国形式主义者雅各布森于1921年正式提出的，他认为：“文学性”也就是使一部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俄国形式主义对“文学性”的认识是从形式语言学出发，关注作品的形式和技巧，利用文学的“陌生化”，通过语言形式的强化、重叠、颠倒、浓缩、扭曲、延缓等方式，打破文学语言的正常节奏、韵律和构成，摆脱语言的“自动化”，使其与人们熟悉的语言形式相疏理相错位，并且进一步将“陌生化”运用到文学作品的形式，产生耳目一新的感觉；英美新批评派则从文本语义结构上所体现出来的多层次、多意义的朦胧性特征来探讨“文学性”；到了结构主义那里，他们主要强调在整体结构系统中来把握文学文本，突破了形式主义和新批评专注于具体作品分析的局限，通过具体作品去发现背后普遍的结构模式，同时也正是在对具有普遍意义的抽象结构的关注，使其进一步了认识“文学性”。它所提倡的“文学性”主要是指语言符号的能指和内指的诗性功能，以及文本背后起决定作用的结构模式。 站在我国当下对“文学性”进行界定，首先我们需要理清文学的处境以及文学和“文学性”的关系，并且为“文学性”概念重新划定领地。进而通过文学与图像文化的关系，引出“文学性”与“艺术性”(特指空间艺术)的比较，介入人类审美经验的共通性，来理解当下的“文学性”。 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