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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丙午）夏秋之际，一场严重的水灾突袭了江淮大地，使得江苏以及安徽境内的大部分地区突然陷入灾荒危机之中。在当时两江总督端方的全面主持下，地方政府联手义绅，于江皖地区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且颇有成效的赈灾活动，此次救... 展开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丙午）夏秋之际，一场严重的水灾突袭了江淮大地，使得江苏以及安徽境内的大部分地区突然陷入灾荒危机之中。在当时两江总督端方的全面主持下，地方政府联手义绅，于江皖地区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且颇有成效的赈灾活动，此次救荒实践被时人称为“丙午赈案”。在这次救荒活动中，利用近代四通八达的电报系统，两江地方官员与朝廷以及社会各界进行了广泛的联系与沟通，从而形成了多达几千件的电报档案;与此同时，当时的报纸媒体也对丙午江皖救荒活动进行了大量的跟踪报道。这些丰富翔实的历史记录，使得本文有可能对光绪朝丙午江皖赈灾实践，进行具体的考察和研究。光绪三十二年骤然而至的大水灾，带给江淮地区的不只是严重的粮食危机，同时也不啻是一场极具破坏力的经济灾难。大量的灾荒流民、频频发生的抢米抢粮事件、匪徒的猖獗活动、革命党的趁机起事等等，都使得江淮地区动荡不安，政府的统治秩序面临着严峻的考验。较之考察那些危机点到来比较缓慢、政府有更多时间来筹划安排的旱灾救荒实践，通过研究骤发性的水灾，更能考量政府或者社会对于突发性公共事件的反应速度，以及固有政策和行政体制的有效性与执行力。通过考察丙午救荒活动可以看到，在江皖地区的赈灾活动中，面对突如其来的灾荒危机以及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两江地方政府与社会义绅携手合作，迅速拟定了《官义两赈合办章程》，采取“官义合办”的模式以推动救荒活动的顺利进行。所谓“官义合办”，即在救荒实践中，官方将赈款全数交由义绅，由义绅前往灾区查户散赈，并以义赈“救命不救贫”的赈灾原则，取代了官赈原有的分等普放以“广沾皇恩”这一救灾原则，以期收到更好的赈饥效果。这种“官义合办”的救荒模式，实现了对传统官赈救荒制度的突破与革新，从而具有重要的制度变革意义。本文通过对“官义合办”政策的出台与实施情况，以及这一救荒经验的推广实践进行详细地考察，从而对其进行分析和评价。此外，本文通过对两江政府所主持的多种救荒举措，例如对流民的留养与资遣、调配粮食平抑灾区粮价、采取以工代赈的方式整修水利等救荒实践的研究，以期考察晚清时期在传统荒政体制全面衰落的情况下，政府应对灾荒危机的可能性与官赈制度的张力，以及政府在救荒实践中所具有的施政能力。本文选择江皖丙午赈案作为研究对象，也希望具体考察在清末政务纷繁杂乱、财政经济困窘不堪、通货膨胀日趋严重以及社会动荡不安的复杂局势下，面对光绪三十二年全国普遍遭受自然灾害的不利情况，两江地方当局为挽救江皖灾荒危机所做的努力和挣扎。丙午年江皖水灾爆发时，恰逢清末政府力行新政之际。两江地区的新政建设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举办新政需要大量的财政经费，与此同时，救荒经费的筹措也迫不及待。在这种政出多头的情况下，如何兼顾救荒与新政建设，就显得颇为棘手。另外，江皖地区的救荒活动，也与清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所掀起的“禁烟运动”矛盾重重。作为罂粟种植要区的江苏省和安徽省，朝廷的禁烟举措直接关系着地方当局的财政收入，以及江淮地区众多烟农与烟商的经济利益。面对光绪三十二年江淮大地严峻的灾歉饥馑局势，是否依照朝廷的法令继续推进“禁烟运动”，也就成了考验当地政府禁烟决心和施政能力的问题。至于在江皖救荒过程中所遇到的铜元贬值以及通货膨胀现象，实际上，它不仅是由清末国家金融货币体制以及管理问题引发的，更是清末时期一直潜藏的深层经济危机在荒歉局势下的反映和表现。本文通过详细考察两江地方政府在丙午灾荒中对于江淮秩序的危机感，以及为控制社会局势所采取的政策和行动，一方面可以反映出清末灾荒所引起的社会秩序危机;另一方面，也可以反映出清末政府在社会风雨飘摇之势下为挽回统治秩序所做的挣扎。总之，本文通过全面地对丙午江皖救荒实践进行考察，以期深化对清末官赈体制与实践的研究，同时也对清末社会进行更好地理解与认识。在具体的写作过程中，本文大致分为四个部分来探讨江皖丙午赈案。第一章主要描述光绪三十二年江皖水灾情形以及所造成的社会影响，主要包括水灾波及的范围，当时的食物供给状况，以及动荡的社会秩序。同时，文章也对与灾患相关的各种原因及因素进行历史地回溯与分析。第二章则主要考察政府在应对江皖灾荒危机时所采取的行动，具体内容包括“官义合办”政策的出台与实践，当地政府对于流民的安置，政府为保证灾区粮食供应所做的种种努力，江淮地区水利工程的修缮，以及恢复灾后农业生产的实践等等。在第三章中，本文着重探讨了政府在救荒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问题与矛盾，例如新政建设与筹赈救荒的两难，禁烟问题与灾赈事务的冲突，清末混乱的币制与所隐藏的经济危机，以及政府对于社会秩序的危机感与控制情况。文章的第四章是对丙午江皖灾赈效果的分析与考察，探讨有利于丙午赈灾的积极因素，同时也考察了丙午救荒经验在宣统二年的实践情况。基于对丙午江皖赈案的具体探讨，文章最后提出光绪三十二年的“官义合办”，是随着晚清之际义赈力量的日益发展壮大，传统官赈体制不断变革和突破的结果。“官义合办”的救灾模式，既是官赈制度的革新，同时也是在清末荒政体制衰落的情况下，为应对灾荒危机，政府将一部分赈权逐渐下移的妥协。另外，在丙午江皖救荒实践中，也可以看到在财政困窘、新政事务繁杂的政治经济局势中，两江地方政府在充分整合各种社会资源的情况下，仍然有可能担当起较大规模的赈灾活动。在清末的救荒实践中，虽然义赈力量得到了不断的发展，形成了一些救荒组织机构，并逐渐参与官方的救荒活动，主持了一些灾荒赈济工作，但直至清末，政府在救荒过程中的主导地位却依然未曾被取代。收起

关键词 : 清朝历史丙午赈案社会秩序官赈救荒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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