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到了中唐以后，碑传一词开始普遍使用，碑序与史传的界限开始变得模糊，所以碑文批评逐渐以叙事为正宗。如明徐师曾认为碑文“主于叙事者曰正体，主于议论者曰变体，叙事而参之以议论者曰变而不失其正。至于托物寓意之文，则又以别体列焉”(《文体明辨序... 展开 到了中唐以后，碑传一词开始普遍使用，碑序与史传的界限开始变得模糊，所以碑文批评逐渐以叙事为正宗。如明徐师曾认为碑文“主于叙事者曰正体，主于议论者曰变体，叙事而参之以议论者曰变而不失其正。至于托物寓意之文，则又以别体列焉”(《文体明辨序说》)。后来朱荃宰《文通》、章学诚《文史通义》都赞成此说，但他们都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六朝是一个叙事文体较为边缘的时代。其实，这种论调与明清叙事文体的发达有着密切的关系。明清碑文批评以叙事为正体，以今律古，严分正变，无疑对六朝碑文缺乏客观公正的评价。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也有一些文人不拘泥于正变之说，如汪中云:“碑铭之体，自东汉至于唐初，其叙年月官阀既详且实，而于事迹，则为隐括比拟之词。中唐以后，作者数家，始以《史》、《汉》叙事之法行之，故史家多采焉;而年月官阀，以求行文简便，且避体制之重。”他认为碑文创作应“于年月官阀则用汉以后例，于事迹则用唐以后例”(汪喜孙《容甫先生年谱》)。虽然汪中仍重叙事，但却表现出融通正变的可贵倾向。到了近代，刘师培等人以严谨的学术态度对六朝碑文进行研究，注重辨体分析，深入挖掘六朝碑文的独特之处罢。今天要避免那种尊正卑变的狭隘思维，以一种通变的眼光重新审视六朝碑文的独特成就。 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