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我国证券市场对外开放程度逐渐增强。为了响应世界贸易组织的号召和促进自身经济的发展，2002年我国证监会颁布了关于外资参股中国的证券公司的条例，允许外资机构参与从事本国证券承销工作。我国证券市场长期存在“三高”现象，... 展开 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我国证券市场对外开放程度逐渐增强。为了响应世界贸易组织的号召和促进自身经济的发展，2002年我国证监会颁布了关于外资参股中国的证券公司的条例，允许外资机构参与从事本国证券承销工作。我国证券市场长期存在“三高”现象，价格被严重扭曲，同时股票价格跌破发行价的现象频繁发生，为了维护股票市场的稳定我国证券市场监管者—中国证监会开始对新股发行市盈率进行严格管控，虽然IPO首日抑价率得以控制，但是二级市场却出现了高股价、高涨幅和高换手率“新三高”的现象。这些现象都说明了我国股票市场定价效率低的问题，也说明了目前我国的证券市场并不是完全有效的市场，仍然存在政府指导和行政管控，这种管控限制了市场正常的供求均衡，造成了信息不对称，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 发达国家的证券承销商在经营管理、业务操作和声誉管理等方面发展程度高于我国证券承销商，同时我国本土承销商在了解本国国情、政治资源以及关系管理方面更有优势，因此外资机构参股我国本土的承销商能够综合国内外证券公司的优势，提高IPO定价效率。本文以2005年为分界点，研究了询价制度改革前后外资参股承销商对IPO定价效率的影响及路径，同时还探究了在累计投标询价制下2009年至2014年6月“窗口指导”取消阶段以及2014年6月至今的“窗口指导”重启阶段外资参股承销商对IPO定价效率的影响。 本文以“行为金融理论”、“有效市场假说”以及“信息不对称理论”为支撑，提出了外资参股证券承销商在2005年累计投标询价制之后与2009-2014年“窗口指导”取消阶段可能从“制度绑定”效应或“技术溢出”效应两条路径提高IPO定价效率的假设。针对外资参股比例以及外资参股影响路径等解释变量和不同的被解释变量建立回归模型，在构建以IPO月平均抑价率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模型时，本文考虑依次和同时加入了IPO定价调整幅度以及IPO首日抑价率作为解释变量，分析变量之间的影响关系。最后本文选取1988-2019年我国A股IPO公司的1042家企业作为研究样本，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相关性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实证结果显示：询价制度改革下外资参股承销商能够更好发挥自身作用提高IPO定价效率，但是询价改革之后的“窗口指导”阶段市场化改革失效，IPO定价扭曲，外资参股承销商不能提高IPO定价效率。 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