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乡贤祭祀在明清数百年中长期担任着教化百姓、崇德报功的使命，是古代社会构成圣贤政治的重要法典，也是儒家文化参与社会建构的重要方式，有维护区域社会稳定的积极作用,是地方区域文化发展的集中体现，也是中央与地方彼此认同的精神纽带之一。 贵... 展开 乡贤祭祀在明清数百年中长期担任着教化百姓、崇德报功的使命，是古代社会构成圣贤政治的重要法典，也是儒家文化参与社会建构的重要方式，有维护区域社会稳定的积极作用,是地方区域文化发展的集中体现，也是中央与地方彼此认同的精神纽带之一。 贵州建省之后，随着改土归流不断深入以及移民外来，推动带有汉文化意识形态的城镇出现，林木贸易加强了与外界的经济联系，以各类学校为依托儒学开始大规模传入，这一切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着贵州的社会结构，是其乡贤文化产生的必要基础。 乡贤祠祭祀在明初已逐渐上升为国家祀典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否入祀其中也成为判定乡贤身份的国家标准。首先，乡贤祠的位置在明朝已被固定于文庙之内，并与名宦祠分祀。其次，乡贤入祀标准基本形成了德行、事功、政绩、理学与忠烈等五个重要原则；再次，乡贤题请在实际操作中具体性和复杂性，题请时间呈现出随意性、无规律性；乡贤祭祀所必需的如神主、祭期、祝文、祭品、祭银与祭祀仪典等在诸多乡贤祠中皆已完备。 乡贤这一特殊群体在明朝时正式成为国家意志的产物，被纳入到国家的政教体制之内，并在清代进一步延续。在明清近五百年的时间内，分布于贵州各个地区的乡贤共计337位，其中政区变化、汉化程度等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表现出本地籍贯、人数骤增、科举为主、分布不均和家族特征等五方面的地域特色，在推动贵州本土文化的发展、体现出贵州对中原文化的认同意识以及表现中央王朝维持西南地区稳定方面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 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