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流通改革三十多年以来，从“一二三零”的封闭型计划分配体系到“三多一少”的开放式市场流通体系、从“上拨下卖”和“三固定”到自由购销和自主经营的批发形式、从国有商业独占批发环节到多种所有制共同进入渠道竞争，中国工业品流通领域的巨大变化是与经济... 展开 流通改革三十多年以来，从“一二三零”的封闭型计划分配体系到“三多一少”的开放式市场流通体系、从“上拨下卖”和“三固定”到自由购销和自主经营的批发形式、从国有商业独占批发环节到多种所有制共同进入渠道竞争，中国工业品流通领域的巨大变化是与经济体制转轨的特殊背景相伴而生的，也是流通市场化改革的显著成效。但是，在传统“一二三”级批发体系全面解体之后，新的工业品批发体系却由于种种原因而始终未能成型，不仅使工业品批发过程的完整性和系统性遭到破坏，而且引发了工业品流通领域各种新的问题和矛盾。从各种流通问题和矛盾出发，理论界关于重塑工业品批发体系的呼声明显增多，但目前对此专门展开的系统研究却不多见，在未来也需要为各种观点继续寻求实证层面的检验和突破。立足上述研究背景，本论文按照“重构与完善”并举的创新思路，提出了中国工业品批发体系的目标模式。 论文的研究逻辑是:第一，提出理论框架（第3章）。通过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反思，论文回答了为什么难以在新古典均衡范式中找到有关批发问题的“理论解”，进而依据对马克思批发流通理论、新制度经济学、营销渠道理论、新兴古典经济学以及中间层厂商理论中相关思想的比较与综合，提出了工业品批发体系的理论框架，同时也是后文分析论证的研究框架。第二，揭示核心问题（第4、5、6章），也即遵循理论框架对现实问题展开系统的分析论证。第三，解决核心问题（第7、8章），也即结合国内问题定位和对国外模式比较，提出解决问题的创新思路。 论文的理论框架涵盖三个基本结论:一是区分“批发体系萎缩”与“批发环节无用”，也即认为不能根据实践中的批发体系萎缩现象来认定理论上的批发无用，而是应在肯定批发功能的前提下及时反思实践悖论的原因和实质。二是明确独立批发商的渠道作用及作用区间，也就是提出应理性看待批发商的渠道地位，既要明确其在组织工业品流通中的主导作用，又要界定这种作用的合理区间，避免批发职能的过度分散或集中。三是提出应认清工业品批发体系的系统环境，即工业品批发体系的模式选择必须符合中国实际和体现中国特色。 对应于理论框架中的三大结论，论文也分三个层面来揭示核心问题:一是实践解析，通过流通改革反思、实践现象透析及工业品流通矛盾审视而明晰中国工业品批发体系“萎缩”的实质内容（第4章）;二是实证检验，结合计量模型构建和中国经验数据对批发商的渠道作用和影响因素进行实证量化（第5章）;三是系统环境定位，通过日美工业品批发的模式对比来梳理中国工业品批发的系统环境，为中国批发模式的选择提供借鉴和依据（第6章）。论文揭示的核心问题和主要观点包括: 第一，阐明了中国工业品批发体系萎缩的实质。通过对中国流通改革进行系统反思可以发现，政府和理论界历来重视批发，改革之初依据“少环节”思想而破除传统批发体系只是为了“搞活”批发而并非否定批发，至于目前工业品批发体系的实践萎缩，实则与大型国有批发企业的转型失败和新型批发企业的持续缺位有关，是在旧的体系破了而新的体系没有成型之前所呈现的实践“真空”，既是改革的遗留问题也应成为未来改革的重要议题。在专职批发企业不强、各种批发职能创新不足、批发市场的交易功能落后的情况下，“新职能不足”与“大批发缺位”相互交织，成为中国工业品批发体系“萎缩”的主要涵义。在批发体系萎缩以后，工业品流通领域呈现出六大矛盾，包括:流通体量扩大但相对流通成本上升、流通主体多元但主导力量分散、流通环节减少但流通秩序下降、制造商渠道延伸但利润空间减少、工业品市场总量扩张但发展定位困惑、内需持续扩张但出口转内销困难。在这六大流通矛盾之中，又包涵三大难以通过市场力量自然解除的恶性循环，即:甩批发之后的零供势力反差愈演愈烈、批发市场和批发企业的命运反差难以扭转、国外品牌对国内代理的行为反差难以解除。论文认为，在工业品流通中出现如上矛盾的根源就在于批发很弱，而各种流通矛盾的恶性循环又将导致批发更弱，从而必须寻求制度推动来建立新型工业品批发体系。 第二，明确了批发商渠道作用的方向、力度、结构差异及影响因素，其中具体涉及三个层面的模型构建和实证检验。首先是批发商渠道作用的整体认定，即在全部工业品流通中验证了批发企业对于促进工业品流通效率的正向影响并量化了其作用力度;其次是通过工业品批发依赖度的数据结构分析将分类检验的对象锁定为日用消费品，并进一步验证和量化了批发企业在其中的正向渠道作用;最后又将实证检验回归到整体层面的专职批发功能上，验证了“零兼批”及批发市场的“摊位批发”形式对推动批发职能专业化发展的有利影响，并对物流业发展的反向影响予以反思。总体上，论文在实证检验部分肯定了独立批发企业对于促进工业品高效流通的积极影响，并且将批发企业的主要作用区间限定在日用消费品和生产资料领域;论文认为在推动缺位的批发企业重新回归流通渠道时，也应重视多元批发形式之间的协调发展，尤其是体现兼职批发和批发市场在其中的共同发展和积极影响。 第三，揭示了日美批发模式的形成机理并进一步定位了中国工业品批发的特殊系统环境。论文认为，日本和美国的工业品流通体系之所以形成了“大批发小零售”和“大零售小批发”的迥异模式，与流通系统环境的显著差别密切相关，包括小生产与大生产之间、小规模分散消费与大规模集中消费之间、政府主导型与市场主导型经济体制之间、零售业态模仿与零售业态轮转之间、物流体系后发优势和先发优势之间的差异。与日美相比，中国的流通系统环境则具备更多的融合性和复杂性，集中体现为五个方面的矛盾特征，包括“生产集中、消费分散”与“生产分散、消费集中”现象并存，流通市场化改革与批零竞争扭曲并存，零售排除批发与流通效率损失并存，零售业态更新与流通功能异化并存，传统批发弱化与新型批发缺失并存。这些特殊的系统环境决定着，中国的工业品流通应是一个涵盖“大”、“小”、“批”、“零”的统筹模式，但批零统筹不等于批零合一、即便在零售主导的领域也不等于批发缺位，在制度层面推动形成新的工业品批发体系是纠正批零竞争扭曲、重塑批零关系以及实现高效工业品流通的关键起点。 在解决核心问题部分（第7、8章），论文先是提出了“重构与完善”的创新性思路。论文认为，构建新型工业品批发体系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重构”与“完善”之争，“完善”意味着对现有模式的温和改良，而“重构”则意味着对现有结构和利益关系的彻底调整。为了寻求最有效率的解决，应遵循“重构与完善”并举的思路，其中至少包括三层涵义:其一，是“重构”与“完善”的并列，即要将微观层面的主体和业态问题分别置于“重构”或“完善”层面来得到最有效率的解决;其中，“重构”层面是独立批发商这一核心主体和集采批发、网络批发两种业态的重塑，“完善”层面则是委托批发、批发市场这两种业态。其二，是“重构”与“完善”的交叉，即在微观层面“重构”与“完善”起来的主体和业态相互组合，就在中观层面形成了“制造商主导的M型+零售商主导的R型+批发商主导的W型”渠道的融合模式。其三，是“重构”与“完善”的相互转化，即在宏观层面考虑到工业品流通的长远要求和系统环境变化，目前的“重构”或“完善”可能在未来分别向“完善”或“重构”转化;鉴于消费品和生产资料的流通属性差异，上述“重构”与“完善”的相互转化也就是要分别在“消费品流通系统”和“生产资料流通系统”内独立进行。 依据“重构与完善”的基本思路，论文最终提出了“一二三四”的中国工业品批发体系目标模式，具体是指:把握“一个核心”（独立批发商重塑）、区分“两大系统”（消费品流通系统、生产资料流通系统）、融合“三种模式”(M型、R型、W型渠道)以及依托“四种业态”（集采批发、网络批发、委托批发、批发市场）。在该体系之中，所谓“体”就是包含上述“一个核心”、“两大系统”、“三种模式”及“四种业态”在内的各个实体或要素;所谓“系”是要通过合理把握“重构”与“完善”的关系来协调各个“体”之间的关系;新型工业品批发体系则是由上述实体或要素之间相互联系而构成的利益协调的统一整体。 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