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农民的贫困问题一直是国家关注的热点问题,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和国家对贫困地区扶贫政策的大力支持，我国贫困人口逐年减少，截止到2007年底，绝对贫困人口为1479万人，这是一个令人鼓舞和欣慰的成果。对此党和国家再接再厉于2009年实行了新的扶贫标准... 展开 农民的贫困问题一直是国家关注的热点问题,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和国家对贫困地区扶贫政策的大力支持，我国贫困人口逐年减少，截止到2007年底，绝对贫困人口为1479万人，这是一个令人鼓舞和欣慰的成果。对此党和国家再接再厉于2009年实行了新的扶贫标准，将贫困线由2007年人均年收入786元提高至1067元。“绝对贫困线”和“低收入人口线”两条线合二为一，扶贫开发的目标人群在原来1497万“绝对贫困人口”的基础上，增加了2841万的“低收入人口”，两者合计约4320万人，占全部农村人口的4.6％，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国家对“三农问题”中农民问题解决的决心和力度。在取得如此丰硕成果的同时，我们不能忽略扶贫攻坚的老大难——民族地区的贫困问题。 民族地区由于其特殊的地理和文化因素，农民的贫困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农民的收入一直没有显著的增高，农民的生活一直没有得到彻底的改善。国家对民族地区的扶贫力度一直是有增无减，越发重视，然而为什么结果还是不尽如人意？我们不得不抛开表面的致贫因素，去探索贫困的深层次原因——制度引发的贫困。这是本文的创新之处。 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有效率的制度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反之，无效率的制度会成为生产和发展的阻碍。本文正是以这样的思想为指导，分析当前的社会保障制度、户籍制度、就业制度、金融制度等热点问题，得出这些制度设计中不合理的成分，以及这些不合理成分如何引发了农民的贫困。结合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本土特点和实际，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个方面提出解决的办法。其中正式制度主要属于国家政策层面，某些制度如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关系重大，牵涉国家的基本政策体制，变革并非易事。而有些制度如金融制度则可通过非正式制度的变革，如成立农村互助资金组织，更符合农民的本土文化生活习惯和贴切农村集体经济的特点，来解决正式制度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弥补正式制度的缺陷。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相互结合，共同作用，从根本上改革导致农民贫困的不合理制度，帮助农民摆脱贫困。 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