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 西方对植物的认识经历了从简单区分动物、植物和地质的博物学,到各专业细致分类又重新交叉综合的过程,西方对植物的认知清晰地呈现了科学与人文不断区分又掺杂的过程.19世纪以及20世纪早期西方的商人、旅行者出于各式各样的原因来到中国,其中为采集中... 展开 西方对植物的认识经历了从简单区分动物、植物和地质的博物学,到各专业细致分类又重新交叉综合的过程,西方对植物的认知清晰地呈现了科学与人文不断区分又掺杂的过程.19世纪以及20世纪早期西方的商人、旅行者出于各式各样的原因来到中国,其中为采集中国植物而来的被称为"植物猎人",他们不仅对琳琅满目的西南地区的植物予以重新分类,也对西南地区的风土人情进行带有博物色彩的分类和描述,成为早期中国西南地区人类学、民族学学科研究的开端.基于民族主义视角,植物猎人被视为"盗猎者";但站在自然科学发展的角度,他们又被当作"现代植物学的推动者".如今在后现代主义的民族植物学、博物学以及本体论转向的人类学等视野之下,自然与人文掺杂的状态重新得到关注和反思,例如同样被当作植物猎人的虫草、松茸采集者,被以现代主义民族志的方式书写.本文试图通过19～20世纪三位在中国西南地区进行植物采集的植物猎人约瑟夫·洛克、傅礼士和欧内斯特·威尔逊的生平和工作经历,展现自然科学出现之前,理性思维分类过程中难以避免的人文因素掺杂,以及当下重新强调的从非西方中心主义视角对人文自然交错的省思. 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