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文根据红霉素缩酮化失效原理、细菌耐药性产生机制以及红霉素衍生物的构效关系,对红霉素进行结构改造. 用常规二倍稀释法对上述制备的三个化合物进行抗菌活性的检测,以红霉素为对照,选择对红霉素敏感的肺炎链球菌、化脓性链球菌、金葡球菌、肠球菌以... 展开 该文根据红霉素缩酮化失效原理、细菌耐药性产生机制以及红霉素衍生物的构效关系,对红霉素进行结构改造. 用常规二倍稀释法对上述制备的三个化合物进行抗菌活性的检测,以红霉素为对照,选择对红霉素敏感的肺炎链球菌、化脓性链球菌、金葡球菌、肠球菌以及耐红霉素的肺炎链球菌、肺炎链球菌等不同试验菌株进行抗生素敏感试验.初步的抗菌试验显示,三个化合物对肺炎链球菌的活性较红霉素(EM)强,特别是化合物ERY03对耐药的肺炎链球菌64和肺炎链球菌9761有较强的活性,比EM高4~5个稀释度,提示此类红霉素衍生物具有一定的开发前景. 收起

刘瑞先生主编的《秦封泥集存》于2020年3月份出版，该书吸收了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收集了2019年9月前刊布的秦封泥，共计2350种9218枚，是目前研究秦封泥最全面的资料。 本论文采用比较、归纳的研究方法，参照《説文解字》的体例，在《秦封泥集... 展开 刘瑞先生主编的《秦封泥集存》于2020年3月份出版，该书吸收了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收集了2019年9月前刊布的秦封泥，共计2350种9218枚，是目前研究秦封泥最全面的资料。 本论文采用比较、归纳的研究方法，参照《説文解字》的体例，在《秦封泥集存》的基础上编订文字编。本论文分爲绪论、文字编、附録三部分。绪论部分概括了《秦封泥集存》的基本情况，总结了秦封泥的研究历史，介绍了本论文的研究目标、材料与思路。文字编部分对《秦封泥集存》所收封泥的字形作了全面整理，分爲正编、合文、未释字，正编字头的排列顺序参照大徐本《説文解字》，共计十四卷；合文专收《秦封泥集存》所録合文，共计两种；未释字部分对书中未释读的封泥和单字作了进一步整理。附録部分收録了其他考释成果。 本论文通过对《秦封泥集存》所收封泥字形的整理，对书中所涉疑难字的进一步归纳和释读，编订了《秦封泥集存》文字编，以求能爲秦封泥文字研究提供些许参考。 收起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编成於春秋时代，在後世的流传中成为儒家的核心经典之一。除了目前能见到的传世本《诗经》外，出土文献中也存在大量的《诗经》。对这些出土文献《诗经》材料，有必要结合传世本《诗经》进行整理研究，以期望达到出土... 展开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编成於春秋时代，在後世的流传中成为儒家的核心经典之一。除了目前能见到的传世本《诗经》外，出土文献中也存在大量的《诗经》。对这些出土文献《诗经》材料，有必要结合传世本《诗经》进行整理研究，以期望达到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互相证明互相阐发的目的。将这两种系统的《诗经》进行对比研究，可以促进文字学、文献学等学科的发展。 本文收录青铜器铭文、石鼓文、信阳楚简、郭店楚简、上博楚简、清华楚简、香港楚简、阜阳汉简、武威汉简、汉石经、汉铜镜、马王堆帛书、敦煌抄本、吐鲁番义熙文书等出土文献中所出现的《诗经》文本。另外安徽大学藏战国楚简中保存有目前所能见到最早的《诗经》文本，本文也将其收录。 本文以《毛诗》的诗篇为序，逐篇逐句逐字比对，罗列众家之说，择善而从，在有必要补充的地方略下按语以作说明。本文涉及古文字、今文字、汉魏六朝俗体字等，利用文字之比对推进文献的整体研究，研究内容大致有以下几点： 第一、通过对《诗经》异文的考察，在前人基础之上，总结出《诗经》异文大致有古今字、通假字、异体字、俗体字、同义互换、衍文、脱文、倒文等九种，并对每个异文案例做出详尽的疏证。 第二、利用传世文献文本可对读的优势，结合出土文献，将古文字、今文字和俗体字在文献的基础上综合比对，以期考索文字流变的规律。 第三、立足出土文献，在对出土文献做出详细的分析後，检视传世《毛诗》，对今本《诗经》的形成以及今本《诗经》在各个时代的流变做出合理的推测。 第四、充分结合出土文献，反思传统的《诗经》解释，期望在前人的基础上，对《诗经》的某些篇章做出更加合理的阐释。 收起

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处于一种新旧交替的转型期，女性的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西学大举东来，国内知识分子的大力鼓吹，使得妇女问题开始受到社会的重视。但人们关注最多的往往是精英女性，或是比较辉煌的女权运动的种种成果，如女子教育，废... 展开 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处于一种新旧交替的转型期，女性的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西学大举东来，国内知识分子的大力鼓吹，使得妇女问题开始受到社会的重视。但人们关注最多的往往是精英女性，或是比较辉煌的女权运动的种种成果，如女子教育，废缠足，女子参政等，而对平民女性关注不多，特别是女性犯罪，关注者更是寥寥。但在清末民初，女性犯罪却开始大量出现，成为一大社会问题。此时，国家法律做出了一定的调整，各种法律文件、司法公文都对女性犯罪的惩罚做出了合乎实际的规定。从当时司法年报中对女性犯罪的明细统计，亦可以看出女性犯罪已经开始引起了司法界的注意。本文拟主要考察这一时期女性犯罪情况，着重探讨女性犯罪的成因、程度及与其他相关因素的关系。 本文由导言、正文、结语及附表、参考文献等五大部分所构成，全文主体共分五章，各章要点如下: 第一章清末以前女性犯罪概述，主要阐说清末以前的女性犯罪情况。在清以前，由于女性生活环境的局限，接触社会不是很多，所以触犯法律的机会也少。就目前留存下来的资料看，女性犯罪类型主要为奸非罪和杀人罪，且尤以奸情杀人为多。针对女性特殊的生理特点，统治者制定了专门针对女性的刑具和刑罚并对犯罪女性进行了宽宥处理。到了清季，女性犯罪出现了多样化的趋势，除了奸非罪和杀人罪外，还出现了拐逃、诬告、窃盗等犯罪类型。针对日益增多的女性犯罪，国家法律和家法族规都对其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到了清中后期，因战乱的增加和社会的发展，女性大量地参与到社会中来，女性犯罪的类型已不再仅仅局限于清前期的奸情、杀人、拐逃等罪，而是有所增加和发展。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婚姻冲突下的女性犯罪增多，表明女性已开始向传统的婚姻家庭提出挑战，但从冲突的结果来看，很多女性却仍然处于备受压迫的状态。这一时期，礼法随着社会的发展开始有所松动，女性犯罪的处罚环境较前也显得相对宽松。部分审判者在处理女性案件中，往往会不拘成法，做出有利于女性的判决。 第二章清末民初女性犯罪的统计分析。这一时期大量的统计数据，再现了女性犯罪的数量、类别、被处徒刑及缓刑等情况。清末犯罪统计的资料虽然很少，但从中仍可以看出新律影响的痕迹及犯罪女性的一些基本情况。到了民国初年，犯罪统计相对来说比较详细具体，对女性犯罪的统计亦趋于明细。由统计中可以看出，民初犯罪女性的数量大大增加，职业种类也有所增多。犯罪女性多为已婚妇女和寡妇，年龄则集中在20-40岁之间，且多为没有职业、未受过教育者。考其原因，主要有如下数种:一是中国的女性开始大量地走向社会并承担家庭的重担，犯罪机会增多;二是婚姻家庭的不平等束缚迫使部分女性对之进行反抗，但方式不当而触犯刑律;三是社会的发展，促使女性逐渐觉醒，认识到自身的自由和权利的重要性。为了维持生活，为了摆脱婚姻家庭的不平等束缚，有的女性便不惜触犯当时的法律。此外，中国的女性犯罪与同期其他国家相比，因所处环境的差异而呈现出了不同的特色。 第三章女性犯罪的类别。清末民初的女性犯罪，仍然以性犯罪为其主体。社会风气的开化使得部分女性意识到了自身的性自由，当被束缚的性欲一旦发泄出来，便一发不可收;同时因为女性缺乏一定的教育，有时不知怎样控制自己的欲望而容易被人引诱;而经济上的困境也使得部分女性靠出卖肉体(卖淫或与人通奸)来获取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因此当时女性的性犯罪之所以居多，与社会因素有很大的关系。女性的性犯罪与女性的其他犯罪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常常成为其杀人、拐逃、诬告等犯罪行为的诱因。同期，由于各种原因而与家庭成员及邻里发生矛盾冲突走向犯罪的女性亦不少，这使得杀伤罪成为其时女性犯罪的又一大典型。很多家庭都存在虐待女性问题，处于卑幼地位的子媳、妾、婢女等备受摧残。而社会对女性性生活的严格压制，更使得女性的心态趋于一定的极端性。因此在杀伤罪中，女性的奸情杀人占有很大的比例并成为其犯罪的一大典型。清末民初，妇女解放的声浪很高，使得部分女性遭遇不幸时已不再像以前那样忍气吞声，而是通过出逃来改变自身的命运;另外社会也给女性提供了一定的生存空间，就业的机会相对以前有所增多，也增加了部分女性出逃的勇气，特别是那些地位比较低下的妓女、婢女等更是希望通过出逃来摆脱不幸的境遇;近代以来，更多的女性因经济压力的增加而不得不出外觅工，和男人一样承担起家庭的重负，但社会上工作的难寻及工资的低廉也让其乐于从事诱拐活动。很多中老年妇女甚至把诱拐作为自己的“职业”，因此拐逃罪也成为女性犯罪的一大类型。对于女性诱拐者来说，从事这一犯罪活动多数是以营利为目的，也不乏一些想帮助被诱人的好心人，但法律却也对之进行了严惩。此外，其他如鸦片、赌博、诈骟钱财等在当时也逐步成为具有一定规模的女性犯罪。这些犯罪行为的发生多与女性的不良嗜好及经济困境有关，因其并未威胁到国家的政权和社会上的伦纪大防而多以罚金了事。 第四章对女性犯罪的惩治。清末民初女性的法律地位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仍存在男女不平等的现象。清朝的《大清律例》中出现了专门针对女性犯罪的条款，可以看出国家对女性犯罪的重视;清末修律后，由于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法律对男女犯罪的惩罚趋于平等，但仍然存在一定的争议。新律废除了凌迟、枭首等酷刑及笞杖刑，对非死刑案件，多处以罚金和拘役。到了北洋政府时期，法律上虽然沿袭了清末修律的成果，对女性犯罪的惩罚有所减轻，但在司法实践中却加强了对女性犯罪的控制:大理院频繁颁发相关的解释例，对女性案例的审判进行一定的监督和指导;此外，加大对奸情罪和拐逃罪等的控制力度，以期更好地遏制女性犯罪的发生。同时，清末民初虽然废止刑讯的呼声很高，但因司法的腐败，禁止刑讯的法规很多时候行同具文。而且废止刑讯的规定为部分官员办案的拖沓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藉口，使得积案问题成为其时司法部门的又一大痼疾。这一时期的家法族规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对女性越轨行为的惩罚有所减轻，但对其日常的行为规范仍然控制严格。针对日益增多的女性犯罪，国家和社会也采取了一定的防治措施，但因各种干扰的存在，所谓的防治措施未能收到预期的效果。 第五章清末民初的社会变迁与女性犯罪。由该时期的女性犯罪，可以看出当时女性实际的生活状况及社会存在的妇女问题。其时，虽然女权运动高涨，妇女解放的声浪很高，但多数女性的生活状况并没有发生太多的改变，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女性犯罪。有的妇女因婚姻不能自主，家庭地位低下，备受摧残而奋起反抗，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有的妇女则因就业机会及受教育机会少，沦为无业者和低工资阶层，在无知状态下走上了犯罪路。特别是一些处于经济困境中的女性，有时犯罪实为其解决温饱问题的一种无奈选择。 本文研究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分析当时的官方统计数据，充分运用档案资料及报刊杂志中大量案例的同时参照时代背景进行详尽论述，以期揭示出处于这一时代变迁中的女性犯罪的真实状况。 收起

《一切经音义》是汉文《大藏经》中训解疑难字词的音义类训诂学著作，其中《玄应音义》是现存最早的佛经音义，《慧琳音义》是集大成之作，《希麟音义》则对《慧琳音义》成书後新译佛经进行训释。这三种音义代表了中国古代小学的新发展，其中《玄应音... 展开 《一切经音义》是汉文《大藏经》中训解疑难字词的音义类训诂学著作，其中《玄应音义》是现存最早的佛经音义，《慧琳音义》是集大成之作，《希麟音义》则对《慧琳音义》成书後新译佛经进行训释。这三种音义代表了中国古代小学的新发展，其中《玄应音义》《慧琳音义》更是唐代文字、训诂学的巨制。仅就其文字本身而言，《一切经音义》收录了众多古文、或体，比较完整、客观地反映了从上古转向中古，又从中古发展到近代这一时期的文字繁衍情况，具有现存其它字书所不可替代的作用和地位；同时，《一切经音义》记载了作者当时所见佛经文俗写字形，是极爲珍贵的文字史料；因此，根据《一切经音义》记载，对其文字进行整理研究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 本文在《一切经音义》诸刻本校勘、整理基础上，从汉语言文字学和文献学相结合的角度对《一切经音义》文字进行专题研究，主要系统考察了：（1）所引古文、籀文的字形、来源、性质等。（2）所引或体的字形、来源、性质等。（3）所收录佛经文字的字形、来源、性质等。（4）《一切经音义》收字与原本《玉篇》的关系。（5）《一切经音义》文字在《龙龛手镜》等字书中的传承情况。（6）“非”类字情况。在上述目标任务的基础上，进而探讨玄应、慧琳的文字观，分析《一切经音义》与唐代“正字”运动的关系等。 本论文共分上、下篇及附录。 上篇爲通论篇，主要内容如下： 绪论和第一章介绍《一切经音义》文字研究概况，指出本文的研究方法，阐明《一切经音义》文字研究对现行工具书编撰及古籍整理、研究的意义与应用价值。 第二章梳理、辨析《一切经音义》所记载几种主要文字类型，即古文、籀文、或体、佛经文字，指出其性质、来源、特点等，认爲其多数古文并非真古文，而爲其同源孳乳字所组成的同族字群。大多是文字孳乳过程中产生的字，具有同源性，或者是古之已有的假借字等。《一切经音义》所谓古文，可能借用汉代的称谓而已，与真古文有别。 其所收籀文，与今本《一切经音义》所收多同。 其或体成分较杂，包含假借字、俗用字等，记载了当时及之前累积的各种或体字形，对中古时期汉字字形的调查和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材料。 其佛经文字，根据我们对丽藏本《一切经音义》所收经文用字与《中华大藏经》《大正藏》所收佛经原文比对，除个别字形因讹误等原因未能核实外，大多字形都能找到其原文出处，所录字形基本与佛经原文相符。从字形来看，佛经文字具有较鲜明的俗用特徵，多数字形能在当时碑刻文等相关资料中找到其字形联繋，当系汉魏至隋唐时期之俗用字。 第三章着重分析《一切经音义》所收文字与原本《玉篇》、《龙龛手镜》的关系，认爲《一切经音义》与原本《玉篇》关系密切，特别是《玄应音义》与原本《玉篇》之间相同之处颇多，相承关系明显。同时，对《一切经音义》与《龙龛手镜》收字作了彻底梳理比较，基本厘清二者之间关系。虽然就整体所收字形而言，除少部分可直接找出其渊源关系外，大多数均并不具有直接、明显的对应性，但我们倾向於认爲《龙龛手镜》系直接选用《一切经音义》所引材料，并把它作爲主要参考书进行引用。从收录字词方面来说，《龙龛手镜》不仅直接从《一切经音义》中获取佛经文中的文字字形，而且从《一切经音义》训释语中选用收录了“内典”外的文字字形。从所收录字词比较上说，其间关系大致可归纳爲以下三点：其一、《龙龛手镜》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一切经音义》爲蓝本编纂而成，具有一致性。除共同收字词部分外，其收字之顺序亦和《一切经音义》所释字词顺序具有紧密关系。许多释字词的先後顺序即爲《一切经音义》中词目字及相应训释语中的顺序。其二、《龙龛手镜》在收字上比《一切经音义》更具选择性。《一切经音义》广释群籍，在收字上具有包罗万象之特点，而《龙龛手镜》具体而微，在收字上具有爬罗剔抉之特徵。《龙龛手镜》未全部收录《一切经音义》记载的佛经文字字形，亦未收录《一切经音义》各版本本身诸多用字字形，但又兼收“外典”用字，而此部分文字，极有可能源自於《一切经音义》训释语部分。其三、《龙龛手镜》在收字字形上比《一切经音义》更具规范性。《一切经音义》用字，包括所收佛经文字，较真实地保留着当时刻本俗用字多种形态，具有原生性和多样性特徵。相较於《一切经音义》字形，作爲字书性质的《龙龛手镜》所收文字字形则少了几分野性，不排除已经过编者的甄别和整理。 第四章着重梳理、辨析《一切经音义》中“正体”“俗体”“近字”“通用”“时用”“今作”“宜作”“非体”“未见所出”“未详所出”等各类术语及文字使用情况，在此基础上，分析玄应、慧琳对《一切经音义》文字整理与订正的局限性。认爲其多以《说文》系字书收字爲正体，对俗字多持否定态度。《一切经音义》中对此类字冠以“俗”名，但其地位多类似等同於“非”类字，音义在对某字是否是俗字的判断的同时，往往又认爲其“非”，或以爲其“不合经义”，或以爲其“谬误之甚”，或直接以“非”一概否定。一方面，显示了当时文字俗变之势，另一方面，显示了作者对当时俗用字偏离以《说文》爲正统的文字的忧虑和对正统文字的扞卫。《一切经音义》中所谓“近字”实多爲俗用字。《一切经音义》中“通”的概念比较杂。主要指通用字，即相对於正体、俗体而言的一种通用字体，与《龙龛手镜》中所指当属同一概念。《龙龛手镜》正字下或云“俗”“通”等释语，恐本自《一切经音义》，而《一切经音义》中诸多通用字可能取自於对传统典籍用字。因此，《一切经音义》所收通字与《五经文字》文字具有比较一致的出处，具有相承性，可能反映了典籍中本来的通用字情况；而《一切经音义》与《干禄字书》所收通字差异巨大，《干禄字书》所收通字在《一切经音义》中均称爲俗，反映了《干?字书》通字并非出自典籍用字实际，而是後人规范性的文字。《一切经音义》中的“非”类字，从总体上来说，当爲主要从正字、本字角度出发，以近乎苛刻的标准，对文字本原的一种追求与回归，是以古爲正，以古爲本这种文字复古思想下的产物；是对佛经文俗用字的一种评判与否定，实际上是对当时佛经文字正形的总结性“结语”。《一切经音义》所涉及“宜作”字词共计约80个，除佛经文中疑难俗讹字外，亦有音译、双音词等。从其整个体例来看，“宜作”当爲相对於“非”而言的一种术语，虽相对於大量的“非”类字否定性评判语而言，其仅占很小的比重，但却是《一切经音义》整个正形体系中极爲重要的一环，即既表明其编撰功能不仅辨析正俗，更明辨是非，通过对诸多文字现象所作出的肯定性评判，表明了作者的文字观。 同时，《一切经音义》作者对文字梳理的标准，事实上以《说文》系字书，如《古今字诂》、《字林》、《字统》、《古今文字》、《字书》等拟古、崇古文字爲其主要依据。其方法是以“古”律“今”，以正非俗，即以正统的文字对佛经文中的文字进行审视和评判。因此，面对着纷繁复杂的各形俗用字，评判的最终结果往往是以“非”居多。然其似乎并未滥用此评判标准，在辨析正俗，匡正是非的同时，对诸多“疑难俗讹字”亦多有存疑。主要术语有“未见所出”,亦或云“义疑，故两存也”“未详熟（孰）是”“不审孰是”“其义未详”“作者未详”“耳边语也。未详何出”“字书亦无此字也”等，显示了《一切经音义》编撰时所坚持的实事求是、客观、谨慎的态度。 第五章主要从其文字“六书”理论、用字实践、体例安排等三方面，对《一切经音义》所表现出来的文字观进行分析评价，认爲《一切经音义》在分析字形结构时，并非完全遵循传统“六书”理论，有时往往从实际用字出发，依据自己的认识，结合相关依据，直接从隶变俗字形进行分析，具有俗用特徵。同时，可能受当时某种“说文解字”风气的影响，《一切经音义》对文字的解析中多含主观臆断成分。其对某些字形的分析，往往穿凿俗解，附会文义，一反汉字结构约定俗成的社会性和历史的传承性。 《一切经音义》在对佛经中大量用字进行梳理，并辨析正俗讹误的同时，虽然客观上又是对当时大量社会用字的整理，对当时社会用字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但其根本出发点还在於刊正佛典用字，着眼於佛理阐释与传播。正是由於出发点不同，着眼点不同，以经典文本静止的文字来衡量不断变化着的社会文字，因此，《一切经音义》对佛经文中的用字现象的评判虽不似《五经文字》中以“正误”辨析之，然亦多以“非”类评判语辨析之，以以“古”非“今”的方式否定社会俗用字的合法性，缺少对社会用字的通变性。《一切经音义》作者文字观具有保守性，但又具有多元性的特徵。 第六章着重分析《一切经音义》文字在唐代“正字”运动中的价值和地位。认爲《一切经音义》有别於国家层面对传统经典文献用字进行规范，而是一场不自觉的规模宏大的来自佛家寺院的“正字”运动。亦有别於对整个社会用字进行规范，而是专门针对佛经文献中的用字进行规范的佛家义书，是对当时社会用字规范的一种强有力的补充和发展。 结语部分试从中国今古文学派的发展历史中分析其兴衰原因，并厘清其成书之後的发展轨迹。认爲《一切经音义》的编撰思想是崇古的，编撰方法属於古文经学派。 下篇爲《一切经音义》文字字表。 附录主要探讨《玄应音义》与原本《玉篇》之关系。 收起

《一切经音义》是汉文《大藏经》中讯解疑难字词的音义类讯诂学着作，其中《玄应音义》是现存最早的佛经音义，《慧琳音义》是集大成之作，《希麟音义》则对《慧琳音义》成书後新译佛经进行讯释。这三种音义代表了中国古代小学的新发展，其中《玄应音... 展开 《一切经音义》是汉文《大藏经》中讯解疑难字词的音义类讯诂学着作，其中《玄应音义》是现存最早的佛经音义，《慧琳音义》是集大成之作，《希麟音义》则对《慧琳音义》成书後新译佛经进行讯释。这三种音义代表了中国古代小学的新发展，其中《玄应音义》《慧琳音义》更是唐代文字、讯诂学的巨制。仅就其文字本身而言，《一切经音义》收录了众多古文、或体，比较完整、客观地反映了从上古转向中古，又从中古发展到近代这一时期的文字繁衍情况，具有现存其它字书所不可替代的作用和地位;同时，《一切经音义》记载了作者当时所见佛经文俗写字形，是极爲珍贵的文字史料;因此，根据《一切经音义》记载，对其文字进行整理研究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 本文在《一切经音义》诸刻本校勘、整理基础上，从汉语言文字学和文献学相结合的角度对《一切经音义》文字进行专题研究，主要系统考察了:(1)所引古文、籀文的字形、来源、性质等。(2)所引或体的字形、来源、性质等。(3)所收录佛经文字的字形、来源、性质等。(4)《一切经音义》收字与原本《玉篇》的关系。(5)《一切经音义》文字在《龙龛手镜》等字书中的传承情况。(6)“非”类字情况。在上述目标任务的基础上，进而探讨玄应、慧琳的文字观，分析《一切经音义》与唐代“正字”运动的关系等。 本论文共分上、下篇及附录。 上篇爲通论篇，主要内容如下: 绪论和第一章介绍《一切经音义》文字研究概况，指出本文的研究方法，阐明《一切经音义》文字研究对现行工具书编撰及古籍整理、研究的意义与应用价值。 第二章梳理、辨析《一切经音义》所记载几种主要文字类型，即古文、籀文、或体、佛经文字，指出其性质、来源、特点等，认爲其多数古文并非真古文，而爲其同源孳乳字所组成的同族字群。大多是文字孳乳过程中产生的字，具有同源性，或者是古之已有的假借字等。《一切经音义》所谓古文，可能借用汉代的称谓而已，与真古文有别。 其所收籀文，与今本《一切经音义》所收多同。 其或体成分较杂，包含假借字、俗用字等，记载了当时及之前累积的各种或体字形，对中古时期汉字字形的调查和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材料。 其佛经文字，根据我们对丽藏本《一切经音义》所收经文用字与《中华大藏经》《大正藏》所收佛经原文比对,除个别字形因讹误等原因未能核实外,大多字形都能找到其原文出处，所录字形基本与佛经原文相符。从字形来看，佛经文字具有较鲜明的俗用特徵，多数字形能在当时碑刻文等相关资料中找到其字形联繁，当系汉魏至隋唐时期之俗用字。 第三章着重分析《一切经音义》所收文字与原本《玉篇》、《龙龛手镜》的关系，认爲《一切经音义》与原本《玉篇》关系密切，特别是《玄应音义》与原本《玉篇》之间相同之处颇多，相承关系明显。同时，对《一切经音义》与《龙龛手镜》收字作了彻底梳理比较，基本厘清二者之间关系。虽然就整体所收字形而言，除少部分可直接找出其渊源关系外，大多数均并不具有直接、明显的对应性，但我们倾向於认爲《龙龛手镜》系直接选用《一切经音义》所引材料，并把它作爲主要参考书进行引用。从收录字词方面来说，《龙龛手镜》不仅直接从《一切经音义》中获取佛经文中的文字字形，而且从《一切经音义》讯释语中选用收录了“内典”外的文字字形。从所收录字词比较上说，其间关系大致可归纳爲以下三点:其一、《龙龛手镜》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一切经音义》爲蓝本编纂而成，具有一致性。除共同收字词部分外，其收字之顺序亦和《一切经音义》所释字词顺序具有紧密关系。许多释字词的先後顺序即爲《一切经音义》中词目字及相应讯释语中的顺序。其二、《龙龛手镜》在收字上比《一切经音义》更具选择性。《一切经音义》广释群籍，在收字上具有包罗万象之特点，而《龙龛手镜》具体而微，在收字上具有爬罗剔抉之特徵。《龙龛手镜》未全部收录《一切经音义》记载的佛经文字字形，亦未收录《一切经音义》各版本本身诸多用字字形，但又兼收“外典”用字，而此部分文字，极有可能源自於《一切经音义》讯释语部分。其三、《龙龛手镜》在收字字形上比《一切经音义》更具规范性。《一切经音义》用字，包括所收佛经文字，较真实地保留着当时刻本俗用字多种形态，具有原生性和多様性特徵。相较於《一切经音义》字形，作爲字书性质的《龙龛手镜》所收文字字形则少了几分野性，不排除已经过编者的甄别和整理。 第四章着重梳理、辨析《一切经音义》中“正体”“俗体”“近字”“通用”“时用”“今作”“宜作”“非体”“未见所出”“未详所出”等各类术语及文字使用情况，在此基础上，分析玄应、慧琳对《一切经音义》文字整理与订正的局限性。认爲其多以《说文》系字书收字爲正体，对俗字多持否定态度。《一切经音义》中对此类字冠以“俗”名，但其地位多类似等同於“非”类字，音义在对某字是否是俗字的判断的同时，往往又认爲其“非”，或以爲其“不合经义”，或以爲其“谬误之甚”，或直接以“非”一概否定。一方面，显示了当时文字俗变之势，另一方面，显示了作者对当时俗用字偏离以《说文》爲正统的文字的忧虑和对正统文字的扞卫。《一切经音义》中所谓“近字”实多爲俗用字。《一切经音义》中“通”的概念比较杂。主要指通用字，即相对於正体、俗体而言的一种通用字体，与《龙龛手镜》中所指当属同一概念。《龙龛手镜》正字下或云“俗”“通”等释语，恐本自《一切经音义》，而《一切经音义》中诸多通用字可能取自於对传统典籍用字。因此，《一切经音义》所收通字与《五经文字》文字具有比较一致的出处，具有相承性，可能反映了典籍中本来的通用字情况;而《一切经音义》与《干禄字书》所收通字差异巨大，《干禄字书》所收通字在《一切经音义》中均称爲俗，反映了《干禄字书》通字并非出自典籍用字实际，而是後人规范性的文字。《一切经音义》中的“非”类字，从总体上来说，当爲主要从正字、本字角度出发，以近乎苛刻的标准，对文字本原的一种追求与回归，是以古爲正，以古爲本这种文字复古思想下的产物;是对佛经文俗用字的一种评判与否定，实际上是对当时佛经文字正形的总结性“结语”。《一切经音义》所涉及“宜作”字词共计约80个，除佛经文中疑难俗讹字外，亦有音译、双音词等。从其整个体例来看，“宜作”当爲相对於“非”而言的一种术语，虽相对於大量的“非”类字否定性评判语而言，其仅占很小的比重，但却是《一切经音义》整个正形体系中极爲重要的一环，即既表明其编撰功能不仅辨析正俗，更明辨是非，通过对诸多文字现象所作出的肯定性评判，表明了作者的文字观。 同时，《一切经音义》作者对文字梳理的标准，事实上以《说文》系字书，如《古今字诂》、《字林》、《字统》、《古今文字》、《字书》等拟古、崇古文字爲其主要依据。其方法是以“古”律“今”，以正非俗，即以正统的文字对佛经文中的文字进行审视和评判。因此，面对着纷繁复杂的各形俗用字，评判的最终结果往往是以“非”居多。然其似乎并未滥用此评判标准，在辨析正俗，匡正是非的同时，对诸多“疑难俗讹字”亦多有存疑。主要术语有“未见所出”，亦或云“义疑，故两存也”“未详熟（孰）是”“不审孰是”“其义未详”“作者未详”“耳边语也。未详何出”“字书亦无此字也”等，显示了《一切经音义》编撰时所坚持的实事求是、客观、谨慎的态度。 第五章主要从其文字“六书”理论、用字实践、体例安排等三方面，对《一切经音义》所表现出来的文字观进行分析评价，认爲《一切经音义》在分析字形结构时，并非完全遵循传统“六书”理论，有时往往从实际用字出发，依据自己的认识，结合相关依据，直接从隶变俗字形进行分析，具有俗用特徵。同时，可能受当时某种“说文解字”风气的影响，《一切经音义》对文字的解析中多含主观臆断成分。其对某些字形的分析，往往穿凿俗解，附会文义，一反汉字结构约定俗成的社会性和历史的传承性。 《一切经音义》在对佛经中大量用字进行梳理，并辨析正俗讹误的同时，虽然客观上又是对当时大量社会用字的整理，对当时社会用字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但其根本出发点还在於刊正佛典用字，着眼於佛理阐释与传播。正是由於出发点不同，着眼点不同，以经典文本静止的文字来衡量不断变化着的社会文字，因此，《一切经音义》对佛经文中的用字现象的评判虽不似《五经文字》中以“正误”辨析之，然亦多以“非”类评判语辨析之，以以“古”非“今”的方式否定社会俗用字的合法性，缺少对社会用字的通变性。《一切经音义》作者文字观具有保守性，但又具有多元性的特徵。 第六章着重分析《一切经音义》文字在唐代“正字”运动中的价值和地位。认爲《一切经音义》有别於国家层面对传统经典文献用字进行规范，而是一场不自觉的规模宏大的来自佛家寺院的“正字”运动。亦有别於对整个社会用字进行规范，而是专门针对佛经文献中的用字进行规范的佛家义书，是对当时社会用字规范的一种强有力的补充和发展。 结语部分试从中国今古文、派的发展历史中分析其兴衰原因,并厘清其成书之後的发展轨迹。认爲《一切经音义》的编撰思想是崇古的，编撰方法属於古文经学派。 下篇为《一切经音义》文字字表。 附录主要探讨《玄应音义》与原本《玉篇》之关系。 收起

传统研究汉语和民族语之间借用关系时，一般都以词为基本单位，我们认为，应该是语素为基本单位。瑶语中就存在丰富的汉语借用语素或关系语素材料，但在过去的研究中，并没有人对此进行系统的整理和总结。我们认为，汉语借用语素是研究古瑶语语音系统... 展开 传统研究汉语和民族语之间借用关系时，一般都以词为基本单位，我们认为，应该是语素为基本单位。瑶语中就存在丰富的汉语借用语素或关系语素材料，但在过去的研究中，并没有人对此进行系统的整理和总结。我们认为，汉语借用语素是研究古瑶语语音系统的重要材料，同时对探讨苗瑶语和汉语的同源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文在前人调查和研究的基础上，以语素为研究单位，结合瑶语6个语言点材料，通过历史比较法、层次分析法，结合自然音变、借用音变，综合考察瑶语中汉语借用语素的基本面貌。 本文共分七章。 第一章为绪论，主要介绍了本文研究背景，汉语和瑶语的基本情况，前人的研究情况，研究目的，研究方法、思路、研究原则等。比较重要的是我们的研究以语素为基本单位，重视音变在寻找瑶语中汉语借用语素、关系语素的作用。 第二章总结了瑶语中对汉语借用语素的研究现状。首先对现代瑶语的方言、土语的分布和语音情况进行简单介绍，然后对瑶语周边的汉语方言，如西南官话、客家话、粤语、湘语的音系进行介绍。另外，瑶语中有很多古代汉语借词，所以我们对古代汉语的音节结构、上古汉语语音系统、中古汉语语音系统也进行了介绍，并且我们对前人总结的关系语素进行了总结。最后，本章也介绍了语言中混合语现象以及寻找瑶语借用语素的方法。 第三章首先介绍了音变的几种主要表现，分为真时音变、虚实音变、自然音变、内部音变、借用音变等；然后对声母、韵母演变规则进行介绍。 第四章我们选取六个瑶语语言点材料，把瑶语中汉语借用语素的声母分为了唇音声母、唇齿音声母、齿龈音声母、卷舌音声母、软腭音声母、小舌音声母、声门音声母等七类，以声母借用音变规则为基础，对瑶语中汉语借用语素的声母语音特点进行阐述。 第五章把韵母分为i、ɑ、?、?、u、?六类，以韵母借用音变规则为基础，对瑶语中汉语借用语素的韵母语音特点进行阐述。 第六章我们以“廩”为例，通过语音历时演变分析和音变链推演，认为“廩”是苗瑶语、汉语的关系语素。 第七章为结论和前瞻。 收起

移动电商领域竞争模式的升级、一般条款的抽象性和立法者认识能力的局限性，使得法官在裁判时难以沿用传统电商领域不正当竞争的裁判方式，难以用现有的具体规则去处理这些不正当竞争行为，实践中往往出现同案不同判的情形。因此，站在移动电商的大背... 展开 移动电商领域竞争模式的升级、一般条款的抽象性和立法者认识能力的局限性，使得法官在裁判时难以沿用传统电商领域不正当竞争的裁判方式，难以用现有的具体规则去处理这些不正当竞争行为，实践中往往出现同案不同判的情形。因此，站在移动电商的大背景下，从判决书本身出发对上述司法难点进行甄别考量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以中国裁判文书网涉及移动电商领域不正当竞争的 59 份判决书为样本，从宏观视角对样本进行实证分析，从微观视角对裁判的现状进行探究，发现法官难以厘清知识产权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之间的关系，对竞争关系认定态度模糊，对竞争行为的正当性判定存在疑问。而对竞争行为正当性判定存疑又具体表现为三点，一般条款适用泛道德化、说理论证两级分化及同等情形不同对待。在此基础上，本文探析了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主要在于法官对法律的适用理论存在误读，一般条款本身的抽象性及道德性影响了法官理性审判，司法论证及配套机制的缺乏导致了法官难以寻得正义。经由剖析，本文分别从条文本身、法官本身及配套措施出发提出了针对性建议，即细化一般条款以遏制泛道德化现象；严格法律的适用程序和加强说理论证以约束法官审慎裁判；提升不正当竞争案件的审判级别、优化电子证据机制和建立案例族谱以弥补配套措施的缺失。 我国新《反不正当竞争法》于 2017年 11月4日颁布，而本文的研究是建立在新法颁布前，法官对不正当竞争案件的审判是依托旧法来实现的。新法的颁布完善了旧法在新商业时代所暴露出的弊端。而本文通过判决分析提出针对性建议也与新法部分所修之处契合。 收起

高黎贡山地区是指怒江（Salween）和伊洛瓦底江（Irrawarddy）之间的分水山脉和山脉两侧的地域。由北向南，分别以横跨怒江的茨开大桥和碧福桥为界，将整个高黎贡山山脉分为北、中、南三段。高黎贡山北段位于云南省西北部，北面与西藏自治区察隅地区接... 展开 高黎贡山地区是指怒江（Salween）和伊洛瓦底江（Irrawarddy）之间的分水山脉和山脉两侧的地域。由北向南，分别以横跨怒江的茨开大桥和碧福桥为界，将整个高黎贡山山脉分为北、中、南三段。高黎贡山北段位于云南省西北部，北面与西藏自治区察隅地区接壤，东面止于怒江西岸，西南至担当力卡山山脊与缅甸相邻，其地理位置位于北纬27°30′ — 28°22.4′，东经98°11.2′ — 98°47.5′，面积约为3155 km2。 高黎贡山地区属藏滇泰马中部板块上的一个板片，即滇西—掸邦—马来亚地块的北段（习惯上称为掸马板块），这一板块为冈瓦纳大陆的边缘部分。高黎贡山北段的降水量多于中段及南段，并具有四季均匀分配及“双雨季”的特点。其西坡独龙江流域的降水量和热量也均高于东坡。 高黎贡山北段的植被特点如下： 1. 常绿阔叶林发育最好，群系类型多种多样。本区的常绿阔叶林与缅甸北部和东喜马拉雅绵延成片，构成当今地球上发育最好、保存最为完整的常绿阔叶林区。该植被型所包含的群系类型也多种多样，如青冈Cyclobalanopsis glauca林、俅江青冈Cyclobalanopsis kiukiangensis林、薄片青冈Cyclobalanopsis lamellosa林、曼青冈Cyclobalanopsis oxydon林、硬斗石栎Lithocarpus hancei林、乔松Pinus wallichiana林、秃杉Taiwania flousiana林等。其中薄片青冈林、俅江青冈林、乔松林在本区域内仅在西坡独龙江流域有分布。 2. 铁杉针阔叶混交林成带分布，云杉林极为少见。铁杉林在川西、滇西北、藏东南等山地广泛分布，但本区与上述地区显著不同的是铁杉林显著，而云杉林几乎不见。 3. 高山灌丛发育繁盛，草甸植被发育欠佳。 4. 隐域性植被随地形、基质等不同呈非地带性分布。东坡丙中洛石门关一带分布的贡山棕榈Trachycarpus princeps单优群落就是一种与大理石基质和微地形有关的隐域性植被。 本文从科、属、种三方面对高黎贡山北段种子植物区系进行统计和分析，结论如下： 1. 高黎贡山北段植物种类十分丰富，是植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迄今为止，本区共记载有野生种子植物172科，778属，2514种及302变种（亚种）。其中裸子植物5科，11属，11种及8变种；双子叶植物142科，581属，1948种及278变种（亚种）；单子叶植物25科，186属，555种及16变种（亚种）。 2. 高黎贡山北段种子植物区系的地理成分复杂、联系广泛。本区172个科，可划分为10个类型及8个变型；778个属，可划分为15个类型及19个变型；2514种及302变种（亚种），可划分为15个类型、9个亚型及23个变型。本区与热带区系的联系主要以泛热带成分和热带亚洲成分为主；与温带区系的联系主要以北温带成分和东亚成分为主。就省内而言，本区与滇西狭谷区植物区系联系最为紧密（两地各类共有种达246种）；就全国范围而言，本区与横断山脉植物区系联系最为密切（两地各类共有种达632种）；就东亚地区而言，本区与东喜马拉雅植物区系的关系最近（两地各类共有种达502种）。 3. 高黎贡山北段种子植物区系的性质具有鲜明的温带性，并深受热带植物区系的影响。本区172科中，热带性质的科有80科（不计世界广布科），占全部科数的46.5﹪，温带性质的科有61科，占全部科数的35.5﹪，虽然热带性质的科多于温带性质的科，但本区缺乏典型热带植物区系的特征科或优势科，如龙脑香科Dipterocarpaceae、玉蕊科Lecythidaceae、肉豆蔻科Myristicaceae、隐翼科Crypteroniaceae等；778属中，热带性质的属有326属（不计世界广布属），占全部属数的41.9﹪，温带性质的属有397属，占全部属数的51.0﹪；2514种和302变种（亚种）中，热带性质的种有545种（不计世界广布种），占全部种数的19.4﹪，温带性质的种有2245种，占全部种数的79.7﹪。 4. 高黎贡山北段植物区系属于东亚植物区系，在东亚植物区系区划中位于东亚植物区（III East Asiatic Kingdom），中国—喜马拉雅森林植物亚区（III E. Sino-Himalayan forest subkingdom）的东喜马拉雅地区（III E15. E. Himalayan region）（Wu et al., 1996）。本区计有13个东亚特有科（包括1个中国特有科），占本区全部科数的7.6﹪，占全部东亚特有科（32科）的40.6﹪；计有125个东亚分布类型的属，占全部属数的16.1﹪，其中中国—喜马拉雅分布变型（SH）的属64属，占全部东亚分布型的51.2﹪；计有东亚分布类型的种2105种，占全部种数的74.8﹪，其中中国—喜马拉雅分布亚型（SH）的种有2018种，占全部东亚分布类型的95.9﹪；东喜马拉雅分布变型的种有1116种，占全部中国—喜马拉雅分布亚型的55.3﹪。 5. 高黎贡山北段现代的种子植物区系是在古南大陆热带亚洲植物区系的基础上，由古南大陆成分、古北大陆成分及东亚成分在漫长的地质历史过程中融合发展而来。许多源于印度—马来、北温带或是东亚的成分在此都产生了较为丰富的特有类群，它们连同上述三大成分共同演变成今天的植物区系外貌。 6. 高黎贡山北段种子植物区系具有较为明显的水平和垂直替代现象。一方面，群落中的建群种或优势种表现出相应的地理替代；另一方面，一些属的姊妹对也表现出垂直上的地理替代。 7. 高黎贡山北段种子植物区系的间断现象也较为显著，主要表现为滇西北—滇东南间断分布或在此线西南侧连续分布。其间断的形成主要归因于掸邦—马来亚板块的位移（李恒，1994b；李恒等，1999）。 8. 高黎贡山北段种子植物区系的特有现象十分丰富。计有东亚特有科13科（包括1个中国特有科）；中国特有属17属，占全部属数2.2﹪，占中国特有243属的7﹪；中国特有种1232种，占全部种数43.8﹪，其中云南特有种219种，占中国特有种数的17.8﹪，高黎贡山北段狭域特有种132种，占云南特有种数的60.3﹪。特有成分中，物种分化强烈，新老兼备，但以新生的进化成分为主，由此表明高黎贡山北段在保存古老成分的同时，又分化出许多新生成分，它是一个孕育新特有现象的重要舞台。 9. 高黎贡山北段东西坡的相似性程度，按科、属、种的顺序依次递减。就东西坡自身来说，按科、属、种的顺序，其热带成分依次递减，温带成分依次递增。这一方面表明该地植物区系温带性日益增强，另一方面也表明该区系与热带植物区系有较深远的历史渊源。在科级、属级、种级三个层面上来说，东坡的热带成分低于西坡，温带成分高于西坡。这表明西坡与热带植物区系的亲缘关系更为密切。西坡的狭域特有种比东坡多，这是因为西坡的生态地理环境较为复杂，且是一个相对封闭的自然生态系统，更有利于新类群的发生、发展和分化。 10. 高黎贡山北段植物区系与东亚其它地区的联系通道类型多样，基本囊括在王文采（1992a, 1992b）所推论的东亚植物区系的分布式样和物种交流通道之中。 11. 裸子植物的科尽管在本区所占的比重不大，但多数是老第三纪残留下来的孑遗属种及其后裔，它们在高黎贡山北段植物区系的组成和植物群落的构建中，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收起

该文采用真空熔烧工艺在45钢基体表面制备镍基合金—碳化钨金属陶瓷复合涂层,借助扫描电子显微镜、金相显微镜、X射线衍射仪、显微硬度计等检测手段对涂层的组织结构、表面形貌进行了观察分析,并研究了复合涂层的耐磨性和热疲劳性能.镍基合金—碳化物... 展开 该文采用真空熔烧工艺在45钢基体表面制备镍基合金—碳化钨金属陶瓷复合涂层,借助扫描电子显微镜、金相显微镜、X射线衍射仪、显微硬度计等检测手段对涂层的组织结构、表面形貌进行了观察分析,并研究了复合涂层的耐磨性和热疲劳性能.镍基合金—碳化物复合涂层以镍基固溶体为基体,弥散分布着大量的碳化物、硼化物硬质相.涂层与母材发生明显的元素扩散,涂层与母材形成牢固的冶金结合.采用MPX200盘销式磨损试验机对复合涂层在无润滑摩擦条件下的耐磨性进行了研究,涂层的耐磨性与碳化钨的含量有关,碳化钨含量为20%时涂层耐磨性最好,镍基合金—碳化钨涂层的磨损机理主要是磨粒磨损和疲劳磨损.采用热循环法对复合涂层的热疲劳性能进行研究,发现热疲劳失效主要是由于热应力和相交应力引起的,热应力主要是由于涂层与母材以及涂层中的硬质相和镍基固溶体线膨胀系数的差异而产生的,热疲劳性能与涂层的厚度和热循环温度上限有关.在泥浆泵柱塞表面采用真空熔烧工艺涂覆镍基合金—碳化钨涂层,提高了泥浆泵柱塞的耐磨耐蚀性. 收起